文学
施益坚

中国的另类时代

初到南京的这一幕令我终身难忘。舱门打开，摇晃的舷梯一路通向滑行道。空气像一块湿热的手帕蒙在我脸上，煤油味中混杂着发动机的噪音。几百米远处，航站楼像一座破旧的工厂，在热浪中闪闪发光。乘客们拖着手提行李，一边穿过滑行道朝航站楼走去，一边迫不及待地找寻荫凉。

这当然不是现在，而是1995年8月我首次来华时的一幕。时隔22年后的11月，迎接我的新机场里满是空调的清凉，几乎与欧洲和北美无异。光滑的地面，霓虹灯和广告。机场大巴进城时遇上了堵车，但道路两旁已经见不到当年那些体型消瘦、头戴草帽、打着赤膊的修路工人和建筑工人。在我今天要去的校园旁的上海路上，只有一处工地依然尘土飞扬，在夜里被白色的探照灯照得灯火通明。工人们在挖开的沟渠旁住帐篷过夜，工地上几乎没有重型机械，只有不计其数的人力。

当年，我以语言生的身份在这儿呆了十二个月，这也是我成年后最为难忘的一段日子。这次我得在两个月时间里完成一部小说的收尾工作。它的故事部分发生在南京，但不是今天，而是约150年前的太平天国（1951-1864）末年。校方慷慨地给我提供了一间办公室，它就在我当年住过的宿舍楼附近，从六楼窗户里还能望见当年的楼道。708室。现在，这座楼正在封闭装修，拆下的空调成堆摆放在门口，而这正是我们当年所奢不可及的。

在较长时间里频繁访华的人，无不为这儿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惊叹。我因为略熟悉南京，所以也在这儿更好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何伟(Peter Hessler)在《甲骨文》一书中写道，中国的历史往往仅在南京稍作停留，便继续前往他处。明朝很快将都城北迁，太平天国的天京11年后便宣告沦陷，蒋介石政府十年后便逃亡重庆，随即入城的日军很快又在南京历史上书写下了最为短暂、却也最为骇人听闻的一笔。相比京沪，今天的南京在国际上声名不显，但这儿的变革同样深入骨髓。一个全新的金融商业区在扬子江西畔拔地而起，仙林校区的后方出现了一片新兴科技园。变化不只体现在市容市貌上，常驻居民也在不停地发生变化，这更为重要，却也更难把握。在学校旁的一间小酒吧里，店主抱怨中国越来越千城一面。他在山东出生，北京长大，当年几乎与我同时来宁。我们相互交换对这座城市的记忆，对话突然陷入了对美好过去的追思之中。对此我早已习以为常：中国有时会沉醉于自身的繁荣发展，但有时也需要一丝怀旧；它渴望以某种方式驻足，而这是日新月异的变化所无法满足的。

这两股力量究竟谁更强大，我无从判别。当我去学校旁新开业的一家健身房报名时，经理告诉我他明年计划至少新开十家分店。我和一位朋友出城开了一个小时，走进一家新楼盘的销售中心。这座即将拔地而起的楼盘，其规模抵得上一座小城。开发商的女儿接待了我们，她也是这儿的经理。她介绍说，这座新城可容纳万人，这儿的房子仿照传统四合院而建，自带内院和弧顶，并配有急救按钮——它的服务对象是那些事业有成、却无暇照顾父母的中产阶级，“急救按钮”是其引以为豪的创意。一张表格上列出了开往火车南站、机场和南京中心城区的班车时刻。德国人也会在城市边缘建养老院，但这儿干脆建起了一座新城。它以一座大型综合性医院为中心，配有电影院、公园、体育设施和一座寺庙。四下参观时，我不禁问自己：这是否就是无处不在的中国梦标语所要追求的真谛。现代化、设施齐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装有地暖的四合院，崭新的外表下透露出一丝传统的气息；更重要的是，这儿安全、有序、泾渭分明。这座城市的房子只有三种户型，其区别只在面积和价格。一路上，只见潜在的买家心满意足地伸手叩墙，对展出的家具赞不绝口，并饶有兴致地询问起一些细节（如院子小池塘中的鲤鱼）。这不禁让我想到了“Chinoiserie（中式园林）”这个词。在十八世纪，欧洲的王公贵族喜欢在自家花园里修建具有异域风情的凉亭，以营造陌生而美好的气氛。随我一道参观过无忧宫中国茶室的中国人，还没有一个能忍住不笑出声，因为它仿造地实在太假，其目的也昭然若揭。现在我不禁要问，中国是否也有这样的“中式园林”？还是说，这个问题是西方人骄傲自大的典型表现？

为了写小说，我在过去三年间阅读了打量殖民态度盛行时期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其中无不洋溢着西方人的优越感。我在内心里对这些材料深恶痛绝，但等我自己来到中国，有时也仍会被这种思想的余孽所害。我发现自己经常自以为是地纠缠不休，只为寻找可以吐槽的事物——其实我并不是这样的人。而我往往也能迅速找到吐槽的对象。走不出二十步远，就能撞见宣传社会主义十二个核心价值观的标语，就连厕所里都贴着“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它们之所以令我如此反感，其中固然有政治原因，但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毕竟，除了中国，世界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无需查阅贸易数据，就能感受到这一切。我时常听与我同龄的中国人谈起他们的第一次欧洲之行，其中往往伴随着穷国小民的自卑。现在，这种自卑感不但消失了，甚至反倒变成了骄傲。吃晚饭时，那个新楼盘的女经理得意洋洋地说：“法国除了巴黎都很落后。”我还记得自己1995年揣着每月1100马克的奖学金来华时那种富甲一方的感觉。我从不坐公交，出门就打车，散步时遇到内急，就一头钻进附近的豪华酒店。没有一个门童敢拦住我，盘问我是否是住客。——可以说，我的经历和中国人当时在西方的经历截然相反。如今，我的学生们人手一台崭新的苹果电脑和苹果手机，满大街尽是各色豪车。一次去上海短途旅行，前法租界酒吧里的酒水价格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或许我现在走进任何一家酒店，还是没人会问我要房号，但我已经不敢这么做了。时代变了。

说到时代——六年前，我第一次坐从南京开往武汉的高铁，望着窗外的稻田和耕地的水牛，脑海里不禁划过这样一种想法：中国虽统一使用北京时间，实际上却横跨许多时区；这些时区不仅很难从空间上区分，甚至相互间的差距也不是几小时，而是几十年。在中国，“现在”这个词是复数的，所以才很难被人们所把握。至少我每次来都做不到这一点。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感谢歌德学院和南京大学提供这次机会，使我得以拓宽自己本已纷繁芜杂的中国印象，享受中国人一贯如初的热情。这次中国之行和之前一样，使我遇见了许多热心人；也正是因为他们，我才会不日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