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依然行
舶来武汉

武汉是个怎样的城市？这是一个很难回答但又似乎有很多不同答案的问题。中国之中？历史名城？工业重镇？大江大湖大码头？东方芝加哥？最平民的城市？中国最大的县城？热干面的故乡？汉骂的根据地？中国朋克之都？

作者: 杨帆

    但是直到病毒危机蔓延世界之前（虽然很遗憾武汉被迫以这种方式成名），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提起武汉，大多反应大概都是：Wuhan, Wuwhere? (出自Bruce Willis一部电影里的对白)。
 
    作为在武汉世居多年的一个“老武汉”，我也是花了很多年才逐渐适应这个城市，并自认为对它有了一点点了解，也因此知道简单的对武汉进行定义和归纳有多么困难。我对武汉的认知只是代表我所看到的一个侧面，不一定精确也不一定适用于每个人，但我们要的就是个性化，不对吗？
 
    所有的历史，来自一个wet dream。武汉所在的这一片长江和汉水分割的土地，亘古以来水网密布，芦苇丛生，鸟飞鱼游，水域永远是多于陆地，面积几乎等于小半个德国，实在是一个梦幻般的大泽，古人美其名曰“云梦泽”。今天的武汉依然被称作百湖之市，东湖昔日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城中湖。武汉的地名里仍然大量保留“台”，“墩”，“坡”等字眼，反映了当地人曾经过着“逐水草而居,择丘陵而处”的湿地生活方式。（虽然最近的洪水让很多人担心我们会回到昔日这种生活方式）武汉市这些年扩张很快，新城区原来很多都是水域，一下大雨就容易渍水，以至于外地人说要“到武汉来看海”，近来通过实施“海绵工程”才有所改善。
梁子湖是湖北省第二大湖，当地人在水边堆砌了一个“龙宫”，彷佛这里就是大海。 | © 杨帆     对于遥远北方的中原华夏王朝来说，这片难以穿越的泽国差不多就算是文明世界的边缘了。所以武汉的位置，恰恰就位于华夏正统文明和所谓“蛮夷文明”的交界。武汉北边的盘龙城，被考古学家认为是三千年前商王朝向南扩张的重要据点。武汉南边的群山，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居住着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他们都源自远古的九黎部落，是战神蚩尤的后代。传说中，五千年前他们在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中输给了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部落，之后一路迁徙，逐渐被驱逐到正统文明的边缘地带并被蔑称为“蛮”。这似乎是一场延续了五千年的悲剧，但似乎又是一种幸运。这些民族和犹太人一般坚韧，不管迁徙到哪，不论是否归化，都能用让外人汗颜的力度去保持自己的传统和记忆，从而为历史和文化叙事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珍贵版本。
武汉南部山区或许是古瑶人修建的城堡和古道 | © 杨帆     这些人似乎也更“安贫守贱”，山永远是山，树永远是树，美德总是美德，义气总是义气，而不会隔些年就大喊“世道变了”。
 
    或许失败者总是更珍惜他们拥有的东西。
 
    大概有八百年左右的时间，武汉都属于楚国。武汉人以楚人的后代自居。楚国也被中原的周王朝视作半个蛮夷，楚国人就像家中那个不受宠的孩子，性格里似乎一直有一种桀骜不驯，虽受歧视而不服输的精神，就像今天武汉方言里的一句话--“不服周”。湖北武汉人有一个外号，叫“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说的正是武汉人的强悍个性。
 
    在南方的沼泽山林中长大的野孩子格外天真烂漫且富有想象力。楚人崇尚巫祝之风，”信鬼而好祀“。这在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我最喜欢的中国诗人之一）屈原的诗中有大量的描述，例如《九歌·山鬼》里就以非常浪漫的方式描述诗人所遇到的山间女性精灵：

 
    德国中部的布罗肯山区，据说是女巫们聚集狂欢的地方。前两年我去那徒步，正好遇上个风雨交加的天气，山中古木森森，云雾缭绕，晦暗之中或有人影，不知道是否会遇上骑扫帚的女巫，或是屈原诗中的魅人的山鬼。无论是什么，神秘的楚文化总让人既兴奋又敬畏，在意识的角落里低调地诱惑你。
 
    至今在湖北各地还保留着许多神秘的巫俗，这在中国是极不常见的。比如黄陂的僵狮子：每年元宵，武汉北部黄陂的人就会进行舞狮子的习俗。但是这里的狮子与中国大多数地方的蓬勃轻快的“醒狮”不同，它是一种处于迷幻状态似乎被神灵附体的“僵狮”。（舞狮人通过吸入一种烟进入状态，而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具有一定的攻击性。）没人能搞清楚这个离武汉市中心只有几十公里的地方怎么会保有如此费解的习俗，但别忘了，这里是楚地！

两个进入迷幻状态的舞狮人 | © 杨帆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人类社会历史似乎总是受制于两种基本的冲动：一是对个体内在情绪抒发的非理性状态，即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这种精神往往和狂热、过度和不稳定联系在一起；一是对外在理性所标画的超越世界的追寻，即尼采所说的“日神精神”，讲求实事求是、理性和秩序。
 
    按照尼采的说法，楚人的精神似乎正好暗合着酒神精神，而和中华正统文明的理性精神形成了对比。楚人拒绝规训，保有更多的本能，直觉和情感。人性之花和血性之勇的绽放，或许正是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汉发生并使中国数千年帝制得以终结的原因，或许也是疫情期间无数武汉人为吹哨人发声的勇气来源。
 
    武汉位于长江和汉水交汇处，因为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武汉经历无数次战火，数次被定为国都，但每每时间都不长，大概就是因为这里地处要津太难以防守。所以虽然武汉阅尽繁华，却依然在边缘徘徊，这似乎是武汉人的宿命，又构成了武汉人精神和文化的DNA。
 
    近代的武汉有过一段风光的日子，这里是中国的工业重镇，中国现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对外通商也让这里成为中国最大和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一度仅次于上海全国位列第二。太平天国在华东等地的动乱让武汉曾成为中国茶叶贸易的中枢。中国的第一座长江大桥，就座落于武汉。只是在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武汉的计划经济显露出疲态，在中国新时代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逐渐暗淡下来。现在的武汉有光谷，有汽车产业和重工业，有全国最多的高校在校生，甚至也是联合国教科文“世界设计之都”之一，的确，武汉仍然在为自己寻觅建立新的定位，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早已如火如荼地展开，以至于这个城市的口号就是“武汉，每天不一样”。
 
    我认识一位良师益友，他是一位著名的建筑摄影师（曾经担任过德中同行的主力摄影），他用了几十年时间去记录武汉的老建筑的风雨沧桑，他担忧我们现在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会让这个城市失去存在过的证据。
 
    这些年我和中国濒危文化保护者组织的志愿者们一起，在武汉考察遗产建筑，采访口述城市记忆，几乎走遍了武汉的大街小巷，每次从那些沧桑的建筑外壳里挖出一段历史，都令人兴奋，又常常惋惜。这个城市或许已经面目全非，但至少还可以努力让它继续活在人们的记忆里，我想这也是城市记忆地图的另一层意义。

几个地点：汉正街药帮巷及周边

    药帮巷是老汉口古时留下来的最后一条石板街。这一带有点像夸张版的伦敦的白教堂（white chapel）或者是柏林的威丁区（Wedding）。在这一带，能看到以近乎魔幻方式并存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明清和民国时的建筑经过一系列的战乱和政治运动已经破败不堪，现在这里住着从事小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城市平民，我喜欢和他们聊天，这里的人很有人情味，也似乎活得更真实。近在咫尺的地方，则是刚刚从拆迁地块上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还有一些没有被拆的历史社区已经人去楼空，用围墙圈起，等待着被改造为“文化街区”，然而这些经过资本改造的街区，其文化吸引力往往招来质疑。Henry S. Churchill说城市即人民。虽然人类的科学技术一直在进步，但我们的城市是否更宜人，我还无法得出结论。一个文明古国该如何理解和对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如何继承前人的遗产，在这里多走走，有助于你找到这类问题的另类答案。

 

 

江夏楚王陵

    明朝的王公们选择陵墓非常看重风水。我有一位在柏林的德国朋友，他研究风水。我希望他到武汉来，来这里看看，因为这里的风水实在太棒了。在我看来风水不是单纯的迷信，更是一种审美，一种哲学和一种文化，又或者是一种诠释方式。这里曾经是一片废墟，满地是明朝王室建筑留下的瓦砾砖雕，似乎劫难只是发生在昨天。后来这里经过整修，却让人觉得有点过于”干净“了，但依然是一个非常适合探索和怀古的地方。哪怕对着废墟发发呆，也是不错的。

 

东湖寓言园

    刘政德是中国当代雕塑艺术家中我特别喜欢的一位。他创作的东湖寓言园位于东湖旁一个僻静的角落，始建于1986年，是全国第一座以古代寓言故事为题材的雕塑园。他用现代的形式讲述了一些传统的故事，而且充满幽默感。虽然这样的主题现在看来有点泛滥，但这依然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的一堆温暖的石头。如果你喜欢在湖边月色下找一些安静的人喝酒，他们合适。
 

武汉的折衷主义建筑

    折衷主义用在武汉这个不东不西不南不北的城市实在再合适不过了，武汉人对于规矩这个词也往往是敬而远之。所以很多建筑会有杂糅和创新的设计，体现着文化的交融和撞击（美国圣公会在武昌的几座教堂设计得非常中式，反映出他们希望融入这个中国内陆城市的决心），反映着武汉人的包容和兼收并蓄（一些中国富商的宅邸外表非常的西式，这就是当时的时髦）。和上海的弄堂一样，武汉还有一种特殊的中西合璧的居住形式——里分，既有西方街区（Block）的开放性，又保留中国传统民居的隐私性。我把里分称作武汉人的“城市主义宣言”。

 

汉口老租界

    汉口曾经划分为五国租界，老汉口人的记忆和租界密不可分，这里形成了汉口最早的现代市民社会和市政基础设施。如今租界早已归还，但老建筑仍在，记录着这段对中国来说有些复杂的历史。依照文化等级制和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说法，租界象征着中国曾遭受的屈辱，象征着文化帝国主义，是对所在国人民“灵魂的猎捕”。这样一种认知也在很长时间里引起了人们对于租界建筑是否是文化遗产的争辩。事实上，部分建筑也已被破坏。如果按照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对文化的定义：人们赋予自己的行为和经历意义，并理解自己生活的背景。那么这些“舶来品”经历了沧桑，也早已成为武汉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一段不可抹去的历史。
 
    文化是一个中性词，是文化传播还是文化侵略，我以为差别只在一念之间。文化交流重要的是要有真诚的动机。所以借用马丁·路德的说法，我觉得文化交流也应该“因信称义”。因真诚交流而产生的文化碰撞，值得被包容和尊重。至于如何判断真诚，我想公道自在人心。
老租界房顶晾晒着“Captain America” | © 杨帆 文字和摄影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