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之芬德爾·施拉德
「我嘗試過所有可能的身份認同。」
![芬德爾·施拉德在NAF《只有夠強大的人格特性才會熱衷與此》的演出照。 芬德爾·施拉德在NAF《只有夠強大的人格特性才會熱衷與此》的演出照。](/resources/files/jpg635/06naf-by-mona-kuschel-983-formatkey-jpg-w320m.jpg)
藝術二人組NAF成員之一、來自斯圖加特的音效師、演奏者兼音樂人芬德爾·施拉德(Fender Schrade)撼動了社會對於性別的理解。這是一場音樂場景中關於跨性別存在的對話,也闡述了為何女性主義是一切的根源。
芬德爾·施拉德有著獨特的表達能力,能夠表達完整、富有邏輯的句子,不帶停頓,思維連貫。說話之前,他先思考,思考時他會撓著他那透著紅色的金髮。他的聲線聽起來與錄影時不一樣。這是睾酮激素的作用。大約一年前, 他前開始注射睾酮激素。芬德爾生於1972年,他開始使用男性人稱代詞已有一段時間:「我是帶著女性生理特徵出生的。」這位藝術家解釋。「十五年前當我以跨性別身份出櫃時,公眾依舊將我看作是女人。當時我開始用男性代詞『他』來作抗衡。這種既不能、也不願將自己定義為男人或女人的感受,這種非二元性別的狀態,對我來說才是最為自在的。」
「我曾是女人,我曾是女同性戀者,我曾是Tomboy」
在德國,語言表達越來越清晰地顯示人們對跨性別話題意識的覺醒。人們嘗試在德語中使用表達中性的雙重人稱代詞『他_她』(er_sie),及使用帶星號和連字號的前綴(Trans*-)來表達不遵循傳統二元性別劃分的人士。對德語來說,這確實是個挑戰——德語中的一切都被指定性別。芬德爾有過很長時間的探索,從眾多選擇中選取一種身份認同。「和許多其他跨性別者一樣,我嘗試過所有可能的身份認同。」他笑著說。「我曾經是個女人,還曾是女同性戀,還曾是Tomboy(編者註:英文Tomboy,指行為舉止類似於傳統性別角色中男性的女性)。但是由於睾酮一直困擾著我——身體上和思想上。」他受夠了一直糾結於語態上的「虛擬」,最終決定選擇荷爾蒙,男性荷爾蒙。於是,跨性別這一主題貫穿他的一生,也滲透了他的工作。
「我太過在意身體給我的定義。」
芬德爾·施拉德的藝術工作多彩多樣,卻萬變不離其宗。七十年代中期,當他在史特加發現自己對於聲音的熱愛時,那年才三歲,是在幼兒音樂課上。芬德爾迷上了一架電鋼琴,對於兒童來說,那架琴的琴鍵足夠小。他隨著色彩而非音符彈奏;從三歲到五歲,他學會了所有在音樂方面需要掌握的知識和技巧。「我現在還會想起那段日子。」他說。芬德爾的第一台音樂合成器是十二歲時從一個美國大兵手上買下的。「我還記得當時是怎麼悄悄把它扛回家的,實在是太重了,那時我個子又小。」那是MTV的年代,是電子音樂的年代。
![舞台上的芬德爾·施拉德:NAF的音樂表演《規範即虛幻#2》(NORM IST F!Ktion #2) 舞台上的芬德爾·施拉德:NAF的音樂表演《規範即虛幻#2》(NORM IST F!Ktion #2) © 圖片(局部):©NAF 2017 舞台上的芬德爾·施拉德:NAF的音樂表演《規範即虛幻#2》(NORM IST F!Ktion #2)](/resources/files/jpg635/01schrade-by-naf-983-formatkey-jpg-w320m.jpg)
這台模擬合成器也是芬德爾首支樂隊率先演奏的,當時他十四歲。然而在中學時期之後,性別問題迫在眉睫:對於芬德爾來說,在以二元性別為主流的音樂行當中進行深造是不可能的——在當時比現在尤為更甚。僅僅是站在舞台上,就已經越來越艱難了:「在舞台上,我太過在意身體給我的定義。我在自己的身體中感覺渾然不自在。當時既沒有語言能夠表達這種不適,也找不到任何認同的榜樣。」通過自學,芬德爾成為了一名音效師。「我曾在一所音效特技學校上了一段時間的課,當時我是唯一的女性。那時的性別歧視真是噁心透頂。於是我放棄了,開始自學。」作為彌補,他在二十七歲時接受了成為視聽媒體音效師的大學教育;大概就是在這段時間,芬德爾找到了可以描述他自孩童時期起的感受的語言——莫妮卡·楚特(Monika Treut)的電影《性別漫遊者》(Gendernauts)對他來說這是一場『出櫃』。在這部影片中,他找到了第一個認同的榜樣:跨性別音樂製作人珊迪·斯通(Sandy Stone)。
![舞台上的芬德爾·施拉德:NAF的音樂表演《規範即虛幻#2》(NORM IST F!Ktion #2) 舞台上的芬德爾·施拉德:NAF的音樂表演《規範即虛幻#2》(NORM IST F!Ktion #2) © 圖片(局部):©NAF 2017 舞台上的芬德爾·施拉德:NAF的音樂表演《規範即虛幻#2》(NORM IST F!Ktion #2)](/resources/files/jpg635/04schrade-by-naf-983-formatkey-jpg-w320m.jpg)
到目前為止,芬德爾舉辦了2000餘場音樂會,與琳達·沃爾菲爾(Linda Wölfel,前Rhythm King And Her Friends樂隊成員)在2009年至2014年期間,組建了頗為成功的流行音樂二人組VOW,他們曾為電影配樂,並負責戲劇演出的燈光。「可想而知,光線的起起伏伏,就像音樂一樣。」他笑著說。除此之外,他還會在一些音樂領域中演講關於跨性別人士與跨性別榜樣的議題。
「舞台上的核心是我跨性別的存在。」
除了跨性別議題,女性主義也是芬德爾演出的核心價值——尤其是在NAF中,這算是他從2015年開始便全身心投入的項目。NAF是與視覺藝術家娜娜·胡爾賽維西(Nana Hülsewig)合作的計劃,這一計劃始於2013年史特加藝術者之家獎學金項目。「當然,NAF也記錄了我的生活;在舞台上,我呈現的是我的跨性別存在,娜娜呈現的則是她的女性存在。這兩個衍生自女性主義的議題可以同時進行。」芬德爾關注的是人與人之間對自己身體感知的差異性。「這種差別簡直太重要了!——不管是在私人生活還是在我的藝術創作中。與之相關的還有容忍他人的存在,從而使得大家能夠和諧共存。」
![舞台上的芬德爾·施拉德:NAF的音樂表演《規範即虛幻#2》(NORM IST F!Ktion #2) 舞台上的芬德爾·施拉德:NAF的音樂表演《規範即虛幻#2》(NORM IST F!Ktion #2) © 圖片(局部):©NAF 2017 舞台上的芬德爾·施拉德:NAF的音樂表演《規範即虛幻#2》(NORM IST F!Ktion #2)](/resources/files/jpg635/02schrade-by-naf-983-formatkey-jpg-w320m.jpg)
所以,NAF也在計劃和其他藝術家合作:項目《規範即虛幻》(NORM IST F!KTION)的第一部分表演在公共空間進行,第二部分在舞台上。現在,他們正在進行第三部分NORM IST F!KTION #3的創作,該電影製作項目佔據了二人組全天的時間。而芬德爾只要一有空,就會投入他的心頭之愛——他的樂器。
「我需要的所有聲音都在按鍵裡」
做VOW樂隊時,他開始把玩自己的鍵盤。「我一直想自己做一件樂器,」他解釋,「然後探索我的身體對這件樂器的反應,以及二者如何相互激發靈感。」他像彈奏吉他、彈奏打擊樂一樣彈奏他的樂器,與其對話。「所有我需要的聲音,都在這些按鍵裡。」所有的聲音,也是他生活的紀錄,其中有芬德爾在注射睾酮激素之前和之後的聲音,跨性別人士的樣本,記錄下來的是種種邂逅。
![舞台上的芬德爾·施拉德:NAF的音樂表演《規範即虛幻#2》(NORM IST F!Ktion #2) 舞台上的芬德爾·施拉德:NAF的音樂表演《規範即虛幻#2》(NORM IST F!Ktion #2) © 圖片(局部):©NAF 2017 舞台上的芬德爾·施拉德:NAF的音樂表演《規範即虛幻#2》(NORM IST F!Ktion #2)](/resources/files/jpg635/05schrade-by-naf-983-formatkey-jpg-w320m.jpg)
「通過聲音,人們被迅速歸類——按照性別、地位、出身、教育,一切都像數字一樣被分得清清楚楚。在舞台上,用樂器代替嘴巴發聲,是我擺脫身體的困擾所作出的嘗試。現在我甚至可以將我現在的聲線和以前的聲線雜混合在一起。這在舞台上形成一種荒誕的情景,因為人是同一個人,但卻在以嶄新的方式被解讀。」現在,他長達六米的黑色鍵盤,放在他自製的『XXY染色體』支架上。「這不言自明。」芬德爾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