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話要說......柏林
流行女性主義：來自自我授權另一面的問候

流行女性主義及其生活方式真的解放我們了嗎？如果是，那麼，誰是「我們」？我們的柏林專欄作者瑪格麗塔･托索穆於孤獨的封鎖期間寫了一份女性主義宣言，因為外頭一切都關閉了，今天她要帶領我們進入她的思想世界。

作者: 瑪格麗塔･托索穆

最近有人問我，與七零年代的婦女解放相比，我如何評估她的處境？關於這點，我的看法在大聲歡呼與謹慎克制之間擺來盪去。

原因如下，二零二一年的女性 – 或者被稱做女性的那種人 – 解放的程度前所未有：女性合法的晉升入董事會，有動力參政或者進入技術行業，成為就業市場上普遍常見的面孔，幾乎所到之處都有人用代表陰性名詞的最後音節“-innen“（女）來稱呼她們，現在甚至還可以在#metoo的主題標籤下申訴性暴力。

看看流行文化即可得知：賈奈爾･夢內（Janelle Monáe，美國歌手、作曲家）和碧昂絲正在比賽，看誰最新一首女性主義流行歌曲最受歡迎，網飛（Netflix）上唯有強悍非常的女性與悠可（Joko Winterscheidt，德國電視主持人與演員）、克拉斯（Klaas Heufer-Umlauf，德國電視主持人與演員）批評黃金時段傳送的「大老二」（就是未經詢問就傳送的陰莖照片）。
 
關於女性主體的思維也發生了變化：終於，不是所有生來有陰道的人就自動被視為女性，而生來有陰莖的人也可以是女人。性別「多元」在法律上得到認可，酷兒們已不再感到羞恥骯髒，可以結為合法伴侶，而最酷的孩子認為自己為非二元性別。

生活中的嚴峻現實

然而，雖然我們慶祝所有女性主義的成就，在此卻必須承認同步存在的現象：當今的新自由主義中，「女性」這個性別種類一如既往意味著許多嚴峻、物質方面的生活現實。

男女薪資差異一直沒能獲得改善，尤其是因為大多數女性在低薪專業範圍工作，例如教育、育兒以及護理。在私領域，有三分之二的無償工作，如育兒以及家務，一如既往由女性擔任 – 這種情況於新型冠狀病毒流行的在家學習期間更是急遽惡化。

女性主義—生活方式之風險

愈演愈烈的也包括家庭中的暴力與關係 – 對女性施暴變得日益明顯，並且因此引起了公憤。但是，即使在德國每三天就有一位婦女被她的伴侶殺害，受害人的數字也並未正式列入統計，「殺害女性」（針對女性的仇恨犯罪）這個概念，尚未被收錄為法律詞彙。此外，許多生殖與性自決權仍然付諸闕如 – 雖然墮胎在某些情況下在我們這裡免於懲處，但一如既往不合法。

廣為流傳的女性主義生活方式觀點隱含的風險，就是不平等與充滿暴力的情況因為歡呼個人達致的解放成就而被掩蓋了。

也被掩蓋的，是世界上大多數的女性並未位居領導職位，反而在天未明之際，主管來開會之前的幾小時中，從事清潔打掃的工作。絕大多數的女性擦地板，為嬰兒和老爺爺把屁股擦乾淨。而且，這些絕大多數的女性都不是白人，她們是移民，或者住在發展中國家。至於Zalando（德國電子商務網際網路公司）最近決定，要在他們的廣告中讓許許多多的黑人女性亮相，這對於女性解放能有多少貢獻，則尚待研究。

解放的不同槓桿

在「女性」群體內，我們不僅要面對不同的性別認同和不同的故事，也要處理的，是不同的女性需要不同的槓桿才能獲得解放。因此，女性主義不單只指出了女性受到的歧視，它還是一個政治上的綜合計畫，必須讓我們更加關注結構上的不平等：結構對於不同種族或社群的女性造成不同的影響，但整體而言，它強化了女性作為受歧視的人類群體的處境。

從激進的酷兒—女權運動的觀點來看，資本主義的資源分配、環境破壞以及與大自然的關係，種族主義和世界上的殖民地劃分，不僅參與了壓迫女性，而且還清楚地促成了這種壓迫。歷史上，所有這些不對稱的權力關係都不只是男人一手製造出來，同時且連帶形成的，是今日這個使得女性原本就艱困的處境變得更加脆弱的母體。

積極分子都說：對婦女施暴，以暴力對待大自然，包括資本主義與種族暴力，都要回溯到我們社會上相同的有毒基因。

於是我想：在女性不僅創造出新的性別形象，而是創造出一個新的人類與大自然形象，並且創造出一個新的人性形象或者一個新的世界之前，她們無法完全解放自己。
 
二零二一年三月八日起，可以在“Arte“的這個節目「思路中斷」（Kurzschluss）上看到瑪格麗塔･托索穆的整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