諮詢時間—語文專欄
小說 – 滴答、滴答、滴答 – 砰！

是譯者使得我們有機會親近世界文學經典 – 二零二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宣布之際，諾拉･龔琳爾注意到了這點，帶領我們進入浪漫主義時代。

作者: 諾拉･龔琳爾

就在這些天中，在德國的我們忽然間覺得對於翻譯一事所知甚少，不免有些赧然。不太妙啊！阿卜杜勒･古納（Abdulrazak Gurnah，1948年生，坦尚尼亞裔英籍小說家）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但一大堆人卻不得不承認：從來沒聽過這個名字，從來沒讀過他的作品。浮上心頭的第一個問題是：「誰翻譯了他的書，他的書被翻譯成德文了嗎？」他的譯者湯瑪斯･布呂克納（Thomas Brückner）答覆：「有啊，一九九零年以來就有譯本了」。他的書被多家德國出版社相中，經由不同譯者之手將他的作品翻譯成德文。知道他的人，例如文學學者克莉絲塔･摩根拉特（Christa Morgenrath）就告訴德國文化廣播電台（Deutschlandfunk Kultur），她一直不解，為何德國的讀者不認識這號人物。他的文章「心理描寫方面細膩又獨到」，對於因內心困境而撕裂之人的描寫非常切合當今世代，逃亡與遷徙是他作品的兩大主題。到目前為止，我無法確認或否認任何關於他的評論，於是我我把孰悉他作品的人所言，以及因為早就關注古納而神氣地發表的觀點，全部讀了一遍。

翻譯 – 浪漫主義頂尖的藝術形式

這些日子裡說來有點兒神奇，好像有不少人被召喚，但其中僅有區區少數被傳喚，為文學史上的偉大作品從事「知識工作」，如果真有這種東西的話。關於何謂持續的文學現象，普遍認為應該具有潛在、對未來產生深遠力量，能從多種面向描述人性，鉅細靡遺描繪其特質，同時又具有前瞻性。成為經典並且確立經典地位的書籍，是重要的文本。坐在德國的扶手椅上，若是沒有譯者，說德語的讀者們對世界的了解，恐怕要少很多。我知道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想法，但除了出版界的封面設計，大概很少人會想到這個。譯者的姓名鮮少被記住，但他們是推動者，促成我們了解、討論以及傳播其他語言思考者思想的人。

您去過最近開幕的法蘭克福浪漫主義博物館嗎？您在那兒得費勁兒的爬上好多節階梯，然後展開一段豐富且值回票價，深度思考翻譯以及浪漫主義藝術形式的旅程。也難怪，歌德、海因里希･海涅（1979-1856，德國浪漫主義代表人物之一）、ETA霍夫曼（1776-1822，德國浪漫主義作家）今天會去到那裡，因為這幾位的作品早在十九世紀就被翻譯成好幾種歐洲語言，他們的思想因此才能在國際間被接受、受到評價以及分析，也包括受人崇拜。可以說，在思考過程中，德國人的智力被一覽無遺，浪漫主義之所以在其他歐洲國家風起雲湧，確實是德國一個重要的熱門外銷產品。就像幾乎同一時期於巴西和瑞士突然冒出來，上個世紀一九五零年代簡短但深思熟慮的具象詩（又名圖案有形詩，指調整詩歌的文字排版，使其以圖象化方式呈現，表達詩的意境）運動，一夕之間，浪漫主義思維和各種光譜的目標，從光明到黑暗，嘲諷到縱情享樂，哲學和文學，男性與女性，主要只在德國以豐富多彩的形式出現。英文和法文是最早的現代目標語言。

靠攏勢在必行

弗里德里希·史萊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德國神學家暨哲學家）在他一八一六年完稿的《關於翻譯之不同方法》（Über die verschiedenen Methoden des Übersetzens）文章中寫：「譯者要嘛盡可能讓作者安靜，讓讀者走向他；不然就盡可能讓讀者安靜，讓作者走向他。」不管怎樣，靠攏都是必要的，史萊馬赫的這句話裝飾著浪漫主義博物館內展覽的一面牆，這面牆壁狀似一個工作站，只要願意，誰都可以在這裡用不同的輔助工具翻譯一首劃時代的浪漫主義詩歌，譬如濟慈的《秋頌》（To Autumn ），還能把譯文放進一份大量的數位收藏之中。

我們喜歡讓機器變得更聰明 – 自從ETA霍夫曼在短篇小說《睡魔》（Der Sandmann）中塑造了「奧林匹亞」這個角色以來，我們就非常喜歡機器！依循著相同或類似的路線，你可在這個展覽的每一站打開或關閉有關海因里希･海涅的評論。莎士比亞作品的翻譯，但也包括從古代德文各語言等級的翻譯，使得德國人能夠理解自己的《戀歌》（Minnesang，12-14世紀以愛為主題的抒情詩與歌曲）、《尼布龍根傳說》（Nibelungensage，中世紀盛行的一首英雄詩歌）文本。根據史萊馬赫的看法，譯者是把異物標記起來，但並非使其相稱且柔軟靈活，而是要求讀者適應的人。所以，翻譯 – 你會想立刻用手指一彈，並且大喊「諾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德國浪漫主義詩人），然後把藍色的花瓣撒向空中 – 是一種普遍的行動，因為「歸根究柢，所有的詩歌皆為翻譯」，這是譯者的能耐：創造重大意義和優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