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巴爾蒙斯離世
“我是在電影院讀的大學”

攝影師邁克爾·巴爾蒙斯（Michael Ballhaus）改寫了電影史。2017年4月12日，這位攝影師於柏林去世，享年81歲。2016年的柏林電影節中巴爾蒙斯獲得終身成就金熊獎，這位土生土長的柏林人曾與 歌德學院（Goethe.de）談及他傳奇的職業生涯。

巴爾蒙斯先生，2016年柏林國際電影節為您頒發終身成就金熊獎。此次獲獎對您有何意義？

它意義重大，40年來，柏林電影節一直與我密切相關。每次攜電影作品參展，我都感到非常高興。對我而言，這個獎為我對柏林電影節作出的貢獻畫上了圓滿句號。

您是第一位獲得這個獎項的攝影師。與演員和導演不同，攝影師在德國很少會受到公眾的矚目，而您卻首開先河。在您的職業生涯中，是否有哪一刻讓您意識到您其實也受到廣泛的關注？

八十年代我在美國和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等導演一起拍戲的時候，開始有這種感覺。德國人在美國電影行業工作很不尋常。因為當時和我一樣在美國電影界謀生的德國人還寥寥無幾。

對職業的尊重舉足輕重

您在自傳《腦海中的圖像》（Bilder im Kopf）中寫道，自己在孩提時代其實極少看電影。您的父母是戲劇演員，曾組建一個小劇團，您就是在那裡開始攝影師生涯的。劇團是否為您之後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學習天地？

的確如此。在劇團裡我認識到演員作為職業的重要性，與演員相處時也小心翼翼地加以愛護。我對這一職業的高度尊重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演員在鏡頭前也能夠察覺到我的這種態度。

您萌生出當攝影師的念頭，是在探訪馬克思·歐弗斯（Max Ophüls）的《傾城傾國欲海花》（Lola Montez）的拍攝現場後，而這部電影是五十年代最前衛的作品之一。此後，您成為一名學徒學習攝影，並在電視台當了幾年的攝影師。六十年代末，您拍攝了自己的第一部電影，並在德國電影電視學院（dffb）擔任講師。但您自己卻從未進大學學過電影。

沒有，我是在電影院讀的大學。有段時間，我經常去看電影。有些電影還看過好多遍——例如，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的《輕蔑》（Die Verachtung）就看了不下八遍！影片裡有太多精彩的細節，我迫切地想要發掘攝影拉烏爾·庫塔爾（Raoul Coutard）的拍攝手法。我的另一個榜樣是史汶·尼克維斯特（Sven Nykvist），他是英格瑪·柏格曼（Ingmar Bergman）的攝影師。他的鏡頭總能捕捉到人物眼睛的美妙絕倫。我始終認為眼睛很重要：它是心靈的窗戶。

運動就是情感

除了史柯西斯，人們還經常將您與雷納‧韋納‧法斯賓達（Rainer Werner Fassbinder）聯繫在一起。七十年代，您跟隨他一起拍攝了15部電影……

 

和法斯賓達一起工作——雖然艱苦，但的確頗有受益。我學到了很多，主要是：只要能跟法斯賓達先生打好交道，跟任何一名導演打交道就不在話下了！因為他這個人有點麻煩……

在拍攝法斯賓達的《深閨怨婦》（Martha，1974）時，您發明了著名的360度攝影機運動，也就是電影史上所稱的“巴爾蒙斯環繞”。在您早期的作品中，那些優雅的鏡頭運動就已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從一開始，攝影機的運動就對我十分重要。我的座右銘是“運動就是情感”。使鏡頭移動起來，能夠喚發觀眾內心的感情。

八十年代初，您去美國開拓事業。作為一名德國攝像師，美國人是怎樣看待您的？

許多導演們認為，我觀察事物的眼光與我的美國同行不一樣。這是他們所樂於看到的。而且我敢於用非常快的速度和較少的預算開展工作。我跟史柯西斯拍的第一部電影《下班後》（Die Zeit nach Mitternacht）總的預算才400萬美元，而且只有40個晚上的拍攝時間。史柯西斯在事業起步後，就沒再遇到這樣的工作條件了。我對他說：“馬丁，我們每天晚上要拍15個鏡頭。我能做到，我跟法斯賓達就是這樣過來的！”

充滿感情的故事適合我

您跟史柯西斯一共拍攝了七部電影，其中包括黑幫片《四海好傢伙》（Good Fellas，1990）、《紐約黑幫》（Gangs of New York，2002）、《神鬼無間》（The Departed，2006）。您有沒有特別喜歡其中的哪一部？

是的，有一部：1993年的《純真年代》（Zeit der Unschuld）。這也是我最喜愛的電影。

這是一部根據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的小說改編的通俗劇：它講述了一段被社會習俗所拆散的愛情故事……

這種充滿感情的故事就適合我。我們有非常棒的劇本和無可挑剔的條件：例如，蜜雪兒·菲佛（Michelle Pfeiffer）、薇諾娜·瑞德（Winona Ryder）、丹尼爾·戴-路易斯（Daniel Day-Lewis）都是出色的演員。而且拍攝場地和佈景簡直如夢如幻。當時的德國根本沒有這樣的拍攝條件。

這部電影拍攝手段十分複雜，且製作精良。

是的，史柯西斯和法斯賓達一樣，都是非常注重畫面感的導演。他會很準確地表達自己對鏡頭的想法，而我很樂意去落實他的創意。不過，描述一個畫面與將其轉化為現實，這兩者之間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我拍了許多優秀的電影

您在拍攝《一曲相思情未了》（Die fabelhaften Baker Boys，1989）時就認識蜜雪兒·菲佛（Michelle Pfeiffer）了。

我覺得這部影片很有意思：導演史蒂夫·克勒伍（Steve Kloves）不是個視覺派的導演。我讀完劇本後，跟他講了自己對電影的想法。他就說：“就這麼拍吧，就照你想的去拍！”於是，我就可以自主決定畫面的構成，這讓我歡欣鼓舞。

這部電影的點睛之筆是當蜜雪兒·菲佛躺在翅膀上唱歌時，鏡頭環繞她轉的那一圈。

這個環繞蜜雪兒的360度鏡頭……我在讀劇本時就知道：這裡必須產生如同做愛一般的效果——鏡頭必須圍繞她轉一圈！我把這個建議告訴了史蒂夫，他聽了很高興。蜜雪兒演得也非常好，這是她演員生涯最輝煌的時刻。

您曾與多位著名導演合作過，包括法蘭西斯·福特·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沃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還有沃夫岡·彼得森（Wolfgang Petersen）。您難道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親自執導一部影片嗎？

我的確有過一個感興趣的主題，就是羅特·蓮娜（Lotte Lenya）的生平。我花了幾年時間跟蹤這個項目，但最後因為一名德國電視台編輯的緣故沒能成功。不過好在我也拍了這麼多優秀的電影。像《純真年代》這樣的作品，今天的電影公司也許不會斥資製作了。我做攝影的時候，恰逢電影內容還處在豐富多彩的時代，這是我的人生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