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浩斯 100 年
從模範城到社會焦點─再回到模範城

位於柏林之格羅皮烏斯城區可謂衛星城市之起源。建築大師沃爾特·格羅皮烏斯 （Walter Gropius） 對於該城區之發展卻原本有完全不同之想像。

諾柏特及芭芭拉·庫克勒 （Norbert, Barbara Kukler） 將其約4平方米大的陽臺改造成一個舒適的小花園。植栽佈滿每吋可用之空間，舒適的陽臺椅則被大陽傘涼蔭所遮蓋。這是位於柏林惡名昭彰格羅皮烏斯城區一棟大樓七樓之田園景觀。在這裡人們無法領會關於這個在上世紀六○年代末期於德國首都南邊興建大型住宅社區之成見。從陽臺眺望可見鄉間景色遼闊之郊區。緊鄰小鐵道後方則為截至1989年分割東西柏林之圍牆。諾柏特憶及冷戰高峰期時表示：「當時如有鹿或兔子誤踩地雷時，總會發出轟隆巨響」。今天該社區居民在自家門口便有大自然，不再是圍牆及刺鐵絲網。
 

這是1883年出生的建築師沃爾特·格羅皮烏斯當初對於依他姓氏命名之衛星城生活可能之想像。城市應當提供人們光線、空氣及陽光，而非廿世紀初期四處林立廉價租房之狹窄巷弄及後院。1919年格羅皮烏斯於威瑪 （Weimar） 成立包浩斯學院─作為藝術家、設計師及建築師學院及實驗場，為身為柏林人的他贏得有遠見建築師之聲譽。彼等希望將建築、日用品朝簡單、功能性開發─舒適之居住對所有人而言，應當負擔的起。對於住宅而言，玻璃、鋼及混凝土是這個思想流派的特色，這也展現在格羅皮烏斯城區。對納粹黨人而言，包浩斯學院有如眼中釘，1933年因此被迫關閉。格羅皮烏斯先移居倫敦，稍後輾轉至美國，於哈佛大學任教，五○年代參與紐約汎美大樓等建築之規劃。1969年格羅皮烏斯過世時醒悟到：「我們的城市變得越來越醜」。

格羅皮烏斯迅速失去對於規劃之影響力

對於這樣的結果格羅皮烏斯城區之歷史將占有一席之地。當初被東德包圍之西柏林因缺乏現代式住宅，柏林市政府1959年於是委託格羅皮烏斯規劃一個衛星城區。當時規劃為16,400間公寓，上限5層樓高之住宅。建物之間，格羅皮烏斯延著進城地鐵道規劃寬闊的綠地以及中央式基礎建設設施。惟此規劃最終僅些許獲得實現。

柏林市之住房短缺，於1961年柏林圍牆築起加劇下，促使政府在該城區採取密集式建築。當時在德國之規劃係由威勒斯艾柏特 （Wils Ebert） 建築師主導，遠在美國之格羅皮烏斯則幾無影響力可言。新的規劃要建造可容納50,000人之19,000間公寓。如此一來，原先規劃之5層高樓建築，必須向上發展。建築合作社所屬之住宅大樓伊蒂雅樂 （Ideal） ─ 所謂的“理想之家”，為30層89公尺高建築，至今仍為德國最高住宅大樓之一。格羅皮烏斯在憤怒之下聞訊關於該城區規劃討論結果。
 

悽慘之開始

1975年最後一棟住宅大樓啟用儀式時格羅皮烏斯已無法親身經歷。這段期間該大型住宅區之缺點早已顯露無遺。當時建物之工程係由社會住宅建設計畫所贊助，價廉之住宅僅能租予擁有承租權券者。但柏林政治人物當時犯了一個大錯：那些經濟情況逐漸獲得改善之家庭卻得支付大幅的房租調漲。多數中產階級於是遷離格羅皮烏斯城區，新租戶則幾乎全數來自社會低下階層。格羅皮烏斯城區因此成為許多不僅在德國之衛星城問題之象徵。七○年代之悲劇與克麗斯蒂安娜（Christiane F.） 這個名字緊密相隨，當時13歲的她染上海洛因毒癮，將其墮落過程在其《墮落街》 （《我們動物園火車站的小孩》，Wir Kinder vom Bahnhof Zoo） 小說中加以描述，時至今日該書在學校中仍為必讀教材。她不幸的故事始於格羅皮烏斯城區，並以在西柏林動物園火車站成為毒癮妓女作終。
 

擁有格羅皮烏斯城區多數住宅之德格沃 （Degewo） 住宅建設公司很難洗刷該城區墮落、粗俗及另人絕望社區之形象。“克麗斯蒂安娜將大型住宅區之經驗加以拼湊並強化”，該市立公司社區經理安涅特·畢爾拿特 （Annette Biernath） 表示。德格沃公司努力塑造一個不同的形象：比如在塑造綠帶或大樓入口處時徵求住戶之意願；超過5,000名學生用他們的圖案在小磁磚上作畫，成品則放置在大樓之外牆。此舉有助杜絕塗鴉，而塗鴉在社區內確實少見。畢爾拿特高興地表示“這些磁磚保持不被觸摸，破壞或塗漆”。
 

鮮被認識的另一美麗面

諾柏特及芭芭拉·庫克勒自1978年起居住於此，對於房東維護社區之林林總總感到欣慰。在伍茲其街 （Wutzkiallee） 購物中心前站著一位德格沃公司工作人員，正發送花卉種子小袋。二人均表示，“我們不想離開這裡”。這邊問候一位女鄰居，那邊聊聊八卦。在他們居住那棟大樓之社會組成還不錯，且房租相較之下便宜。但中產階級在格羅皮烏斯城區還尚未轉化為穩定之元素。住宅公司甚至安排進修課程予住戶，提高其就業機會。為何這樣的安排符合公司的利益，畢爾拿特如是解釋道：“為獲致理想租戶組合，是需要好的進修設施”。
 

並非所有人均感到滿意。例如彼得·穆勒 （Peter Müller），非其本名，就盼能立刻遷出。他的祖母早在格羅皮烏斯城區兩條大街中之福立茲艾爾勒街 （Fritz-Erler-Allee） 居住。僅管如此，該社區從未成為他的家園。在他所住之大樓裡，隨處可見格羅皮烏斯城區之黑暗面；右派極端分子掌控了這一區。彼得表示：“有位年已90但身體仍相當健朗之女鄰居，家中牆上仍掛著希特勒肖像”，這也是為何他不願透露其真實姓名之故。新納粹份子從毗鄰之魯道區 （Rudow） 滲透進入本區。晚上穆勒不喜歡外出 ─ 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社區的這另一面經常登上報紙頭條，大約25,000名住戶中每兩人其中之一就有移民背景。阿拉伯籍家族幫派使警方處於警戒狀態。數年前一位警官抱怨道：“我在格羅皮烏斯城區查驗身分證件時，馬上就被10到15個青少年包圍”。雖然這個占地264公頃區域為新科隆區的問題城區，惟此區內尚有其他更麻煩之社區，請領國家社會救濟金之人數亦為德國之冠。
 

與沃爾特·格羅皮烏斯當初想像中，將此衛星城區發展成造鎮典範，現實上格羅皮烏斯城區相去甚遠。但該城區早已不是德國首都之最大社會焦點了。情況是否能維持，則端視後續之建設規劃而定。柏林因每年湧入成千上萬人，住房嚴重短缺。因此，格羅皮烏斯城區將會繼續進行造鎮。儘管造鎮將審慎推動，惟格羅皮烏斯臨終前對其作品體認之大危機，卻仍存在：對格羅皮烏斯城區而言，重要之區塊為與社區數米之隔開始的大自然。鑒於經濟利益經常凌駕人文理念，格羅皮烏斯於是揣度“我們最美之景觀終將淪為經濟剝削下之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