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國際書展主題國—德國
德國故事也是台灣的故事

作為二零一九年台北國際書展主題國的德國，四百多平方米大的展覽空間位於展覽館的入口處，代表團以「德國故事館」為主題隆重登場。

這個主題首先具體指出，台灣訪客可以在這裡看到許多德國作家的作品，有幾百本小說、短篇小說集、繪本以及專業書籍陳列出來 – 以原文和為了台灣書市而譯成中文的版本呈現。截然不同的多種素材，營造出德國社會關注的議題十分多元的印象。
 
然而，這些陳設不只要讓一個遙遠的國家看起來十分有趣，主要也希望藉此表明連結以及建立新的聯繫。雖然德國與台灣之間的距離有如天涯海角，存在著語言和文化差異，兩個社會卻堪稱接近，因為兩地的人有許多話要說，而且並不膚淺。「德國故事也是台灣的故事」，開幕儀式上，台北歌德學院院長，共同策畫這次展覽的羅岩（Jens Rösler）說，「德國關心的許多議題，在台灣也受到關注。」

共同發展

作為住在台北的德國人，我可以證實這點。一個社會有那些優先選項，又必須面臨那些挑戰？當我在此以自由撰稿記者的身分思索著可資報導的新聞時，我總是向也會引起德國興趣的對照討論靠攏，邁向老化的社會、替代能源、公平分配財富、勞動世界的改變或者世代之間的關係 – 這些只是幾個例子而已。
 
台灣和德國，至少我對自己如此說明，均為已開發國家，都完成了許多目標，各自在不同的時間點創下的經濟奇蹟，並且繼續向上發展。但是，假定經濟成長將永遠持續下去的時代已然不再 – 因為別的國家趕上來了，因為我們的地球再也承受不住了。從前的重要工業不再遠景可期，人生計畫不再可靠，台灣自千禧年以來生育率急遽下降，就是不安感的一大徵兆。現在著重的，是守住既有的成就，同時為了將發生許多變化的未來重整旗鼓。

數位化如何改變生活

也在展覽上呈現出來，與潛在的極度不確定性有關的這個中心議題，是科技對勞動世界以及生活真實面的影響。「全世界的人都關心的數位化和人工智慧的議題，德國作家提出了特別有趣的反思和分析」，羅岩院長說。十三位作家受到法蘭克福書展駐台北辦事處邀請，攜帶作品並且於各場活動上回答觀眾的提問；涵蓋了文學類書和專業書籍的領域。
 

馬克烏維·克林（Marc-Uwe Kling）介紹了他即將於台灣出版的小說《完美樂土》QualityLand，他在這本以諷刺筆調描寫反烏托邦的書中，將發展推向極端，創造出一個從工作、休閒乃至情愛生活，全部透過市場主導的業者，運用算數「最佳化」的世界。「我想要寫一本與當前發展有關、很好玩的書」，克林在德國館告訴觀眾；他希望藉著廣泛思考未來，清楚的指出「可能會全軍覆沒。」

訊息來源和民主

台灣駐柏林的記者林育立憂心地指出，臉書是受許多台灣人偏愛的消息來源，人們從訊息來源中接收到的，主要是大概能投某人所好，而非某人會予以駁斥的消息。「假使我們不再相信同樣的事實，就欠缺談話的基礎」，克林說，接著講起有一次他與一位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支持者的失敗對話，「一旦人與人無法再交談，民主將面臨很大的危險。」
 

林育立以二零一八年生效的歐盟個人數據保護法為例，指出歐洲對於個人數據敏感性的意識顯然高於台灣，「大部分人無法想像，利用數據可以查出多少資料來」，克林回答。許多使用者集結起來的數據，組合起來不僅可推斷出結論，企業也用它來預測未來的趨勢。（一個更簡單的例子是Netflix：從用戶目前已觀賞過的影片和連續劇紀錄，建議那些節目可能也是用戶們想要看的。）
 
克林說，箇中的問題是：這樣的預測固然符合相似的一群人的品味，但未必就針對實際的個人；這位預言型的作家把這種經歷寫在他的書中：「系統把他當成某個不是他的人 – 他再也脫不了身。」從產品到伴侶，甚麼都透過網路傳送出去，「數據使得整個生活成為一個無所遁逃的陷阱。」

人工智慧早已是事實

美瑞安·梅克爾（Miriam Merkel）、侯格·傅藍（Holger Volland）分別於他們的著作，《我的腦袋屬於我自己：環遊出租腦袋美麗新世界之旅》（Mein Kopf gehört mir: Eine Reise durch die schöne neue Welt des Brainhacking）、《機器的創造力》（Die kreative Macht der Maschinen）中，建議大家審慎使用新科技。他們兩位在德國館對談，我們的思維與感受受到那些影響，兩人一致同意，人工智慧在短短幾年內，便透過語音辨識系統，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這次在台北的觀察體驗，也證實了這一現象。智慧型手機早就變成一種「外接的腦袋」了。
 

這些都將持續發展下去。《經濟週刊》（Wirtschaftswoche）發行人梅克爾報導了一個從外影響腦袋功能的機器，不久前在美國花三百美元便可取得，（每家店的售價不一）。她自己試了一次，覺得這個機器太過刺激，使她整整三十六小時不想吃也不想睡。「我們的世界不缺資訊」，也是法蘭克福書展副主席的傅藍說，「但在了解這個世界，並且相互了解一事上，書籍，尤其是專業書籍將變得更加重要。」

面對自己的過去萬般艱難

也出現在展覽會場的，是一個在德國和台灣很多人都有話要說，說時複雜情結還會一湧而上的議題：關於民主、自由，以及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這件事。「可以說，近幾年德國的一些素材在台灣變得比以往重要」，台北國際書展的主席趙政岷告訴我，「譬如轉型正義或者人權議題，一個社會採取那種路線，又如何發展下去。」譯介至台灣的書籍中，美國和日本的書遠勝過德文書，卻鮮少涉及這類題目。
 
台灣稱作轉型正義的，有很大一部分與德國極難翻譯的掌握歷史這個概念重疊，牽涉到整理歷史上的陰暗面，並且治癒歷史傷痕。
 
台灣也有一黨專政和大量的獨裁經驗，直至八零年代末，這座島嶼有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處於戒嚴以及非常時期的統治下。台灣社會憑藉自己的力量解除了這個系統，並於九零年代發展出一套民主體制，歷經數次政權和平轉移之後的今日，證明了這個體制十分鞏固，而且不僅僅是亞洲的模範而已。
 
這個和平的民主化過程卻也意味著，與舊有的系統之間並未有一個清楚的決裂，許多受難者獲得賠償，但加害人幾乎不曾被指名道姓，甚至不必負起責任。我覺得，台灣雖然走過了獨裁，卻沒有真正處理那段過往。

對德國經驗感興趣

日本殖民結束的一九四五年，羅岩院長也把它列入台灣近代歷史中之「決裂與過渡階段」，二零一六年，台灣政府宣布轉型正義是其主要政策以來，轉型正義便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內政上展開分歧的討論，由法學家與歷史學者組成的新的委員會，追蹤被轉移的政黨資產，公開政治檔案 – 台灣所採取的措施中，有很多是極其清楚地師法德國處理德國統一社會黨獨裁的方式；咸認德國這方面的經驗堪為典範，懷著敬意研究德國的紀念文化，坦然面對第三帝國的罪行；日本在這方面不足以比擬。
 
「在台灣討論德國的作法，距離遙遠是一大優點」，羅岩說，「所以能安靜的探討、分析，不帶情緒的研究這些議題，觀察起來更加清晰。」某種程度的距離促成更進一步的理解。

弗里茲·包爾（Fritz Bauer）給台灣的啟示

距離與意義重大的共同效應，在作家史坦格（Ronan Steinke）登場時尤其能讓人感覺得出來，這位法學家兼記者以戰爭罪犯法庭為論文題旨取得博士學位，二零一三年出版了佳評如潮，生前備受攻訐的奧許維茲集中營審判的大法官，弗里茲·包爾的傳記。史坦格在書展上和林育立的座談會，題目為「重新認識過去」。如何從獨裁走向民主並鞏固之，無疑是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史坦格說，「司法所扮演的，是一個中心的角色。」當包爾追究戰後被隱藏起來的罪行時，許多人譴責他意在復仇，然而，「事關公理正義，與復仇無關。」
 
台灣聽眾聚精會神聆聽史坦格深入剖析德國的經驗，時而驚訝，時而點頭表示同意，這些反應在在顯示，聽眾們把他的敘述與台灣的情況相互比較；他們提出的問題也以現場的討論為背景：當時德國不同的政黨對於處理這件事的反應如何，如何避免新的分裂，學生們又如何學習這段歷史？

以出席書展作為政治表態

在台灣再自然也不過的公開討論這類棘手的議題，也等於清楚的讓德國訪客知悉，終結一黨專政已達四分之一世紀的台灣，民主原則有多穩固，綜觀所有的政治陣營，台灣大致上沒有人會放棄言論及表達意見的自由。
 
德國駐台北的非正式大使，德國在台協會的王子陶處長（Thomas Prinz）在書展的開幕典禮上說，把書展獻給自由表達以及自由的大眾，以這個區域而言，並非理所當然。無須把目光放得太遠，即可看到對自由加以審查限制的國家，他說 – 非常外交官風範的沒有提到中國。

德國出席書展也是一種政治表態，「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同的價值概念交相會面，某些威權政權嘗試輸出其模式且成功的時代，深入探討時，身為民主主義者的我們，必須同舟共濟而且彼此支援。」德國以出席台北國際書展的行動，確實做到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