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台灣影展2019
從電影認識我的家鄉

她們都是初來乍到的外國人——一個待了兩年、另一個一年前才來到柏林。但王晶瑩與余亭緯在這個還有些陌生、沒有太多朋友的異鄉打造了一個影展，背後是熱切介紹自己文化的渴望。

伯朗罐裝咖啡、噶瑪蘭威士忌、蔥花麵包、奶油小西點，組成了隱身在哈克市場獨特庭院內的柏林台灣影展的一部分。5月5日至6月16日，六部台灣當代電影在此輪番上演，從傳統技藝、殖民歷史、性別議題與自然保育等面向講述台灣故事，吸引近700名觀眾到場。
 
是因為台灣社群太小嗎？在這個擁有世界三大藝術影展之一、對於異國文化充滿興趣的國度，台灣電影卻少有機會大放異彩。在法蘭克福與漢堡，日本、韓國與東亞影展已舉行多年且頗具規模，台灣電影卻僅在各地台灣協會安排下零星播放。
 
2018年，一群台灣留學生於東柏林舉辦了第一屆「島嶼故事在台灣」影展，理應是好的開端。不料，因為主要成員先後回台、或忙於課業，使2019年影展出現青黃不接的窘境。
 
王晶瑩與余亭緯都是首屆台灣影展的志工。兩人沒有想到，會在日後挑起籌辦電影節的重擔。

讓德國人認識台灣

決定的背後，是讓德國社會看到台灣的熱切。「直到身在國外，才深刻感覺到，台灣真的很小。沒有人知道我們是誰。」余亭緯說。
 
她認為，相較於藝術、音樂，電影更容易讓人接受與理解。「我們希望將影展堅持下去，讓電影成為德國人了解台灣文化的切入點。」
 
在該主軸下，此次柏林台灣影展共選了六部電影：紀錄布袋戲技藝與傳承的《紅盒子》；講述日本殖民歷史的棒球電影《KANO》；關注原住民孩子教育問題的《只要我長大》；從渴望變性的排灣族王子視角探討性別認同議題的《阿莉芙》；呈現台灣自然之美與台灣黑熊生態的《黑熊森林》；以及用黑色幽默手法體現台灣中下階層辛酸的《大佛普拉斯》。

為了讓觀眾、尤其是不熟悉台灣文化的德國觀眾了解電影內容與內涵，每場電影映後皆安排導演座談，與創作者直接交流。但由於經費有限，座談主要以網路連線方式進行，拍攝《紅盒子》的楊力州是唯一前往柏林、與觀眾面對面交流的導演。
 
被選為此次影展開幕片的《紅盒子》，耗時十年拍攝，主要在講述布袋戲技藝之美與探討其衰落，當中的「語言因素」——早年政府禁止使用台語等方言的「國語運動」，被視為打擊以台語為演出語言的布袋戲的原因之一。自承「看布袋戲長大」的王晶瑩感同身受，無論如何想將《紅盒子》介紹給德國觀眾。
 
《阿莉芙》的放映，則適逢台灣5月中通過亞洲第一部同性婚姻專法。余亭緯指出，柏林素以高度包容的多元文化著名，她們希望透過《阿莉芙》，讓德國觀眾看到台灣在該領域的努力與發展。

從零開始

儘管影展已邁入第二屆，但由於草創團隊的缺席，從志工身份躍為籌劃者的王晶瑩與余亭緯幾乎是從零開始。兩人並無電影相關背景，靠著過去在台灣的活動策劃、公關與品牌定位等工作經驗，加上同樣熱忱的志工幫忙，逐步催生影展。
 
經費問題首當其衝。來自文化部的經費補助遠遠不足。兩人先是寄望於企業贊助，鎖定業務涉及德國市場的台灣大小企業，無奈毫無所獲。她們最終轉向了群眾募資平台，所幸在一個半月內成功募集新台幣27萬元，達到籌辦推廣影展的門檻。
 
此類影展通常最易獲得在異鄉生活的國人的支持，但對王晶瑩等人而言並不足夠。她們的目標很明確：盡可能吸引德國觀眾，提高台灣的能見度。
 
如何讓台灣影展在大小影展充斥的柏林發光？除了透過合作影院放映廣告、臉書投放廣告，團隊也在大街小巷廣貼海報，走訪咖啡廳擺放文宣。有意思的是，她們依照電影主題，邀請可能對該題材有興趣的團體。針對關注布袋戲傳承的《紅盒子》，她們聯繫了柏林的劇院與表演團體；講述日治時代棒球故事的《KANO》，則尋找當地的棒球隊——棒球絕非德國的主流運動，但她們辦到了。

 
台灣影展這兩年在歐洲蓬勃發展，首屆英國台灣影展、第二屆巴黎台灣電影節先後在4月登場，柏林台灣影展則於5月接棒。不過，不像柏林台灣影展仰賴群眾募資，英國台灣影展在資金方面獲得台灣政府更強力的支持。參與兩影展的楊力州感受深刻。
 
「很明顯呀，英國台灣影展是每部片的導演都到場，這邊（柏林）只有我來。」楊力州觀察，兩邊影展選片皆具水準，影廳規模也相似，但柏林台灣影展有更多當地人參與，對他而言意義重大。
 
「三輪，我們在德國的觀眾掌聲有整整三輪。比在倫敦（台灣影展）還多了一輪。」楊力州開心的說。
 
「我們帶電影拷貝來（參加影展）不困難，但如果只有台灣人看到，真的很可惜。」楊力州強調，電影是最棒的文化傳播，「希望政府可以大力支持，讓台灣的電影走出去。」

台灣電影走出去的障礙

籌備過程中，余亭緯等人也看到台灣影片走向國際的挑戰，如英語以外的外語字幕的缺乏，也找不到一個整合台灣電影的資料庫。即便是附有英文字幕的電影，多數是中英字幕並陳，但畫面僅配合中文，依賴英語字幕的觀影者無法跟上影片節奏。
 
此外，儘管文化部打造了電影工具箱，買下電影公播權以支持海外非營利放映，但片單稍嫌老舊，無法有效應用。
 
回顧這225天孵化影展的旅程，王晶瑩形容是「巨大成功」：對比首屆影展約200人到場，第二屆已暴增三倍至663人，當中德國觀眾占了四成，比台灣觀眾的33%還多。閉幕片《大佛普拉斯》更因為購票熱烈，主辦單位臨時多加映一廳，甚至有向隅的觀眾寧可坐在地上、也不惜要進場觀影。

「我們正在準備成立協會（Verein）。」被問到團隊的下一步，王晶瑩回答。她腦海中已經描繪出遠景：協會成立後，除了年度影展，也計畫每季舉辦小型影片放映活動；然後，走出柏林，串聯所有有意願播放電影的歐洲城市，讓台灣電影被更多人看到。
 
「台灣人有時自卑感很重，覺得國片不好看。」王晶瑩說，「我們希望可以把台灣電影帶到德國，然後告訴大家：台灣電影真的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