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電子音樂
全球議題，在地現場

2019年，氣候危機、城市排擠現象、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等全球性問題也進入德國──顯得夜店文化似乎已不再是應有的享樂主義遊樂場。然而，這一年的音樂潮流遏止了上述狀況。

2019年已經離去，有些人也許會說：「謝天謝地！」之所以有此感慨，並非單純針對德國的社會政治局勢，在德國的夜店文化中，有些層面也受到了衝擊。夜店與活動產業的處境開始變得尷尬。在其他領域與行業，夜店文化「質疑既有規範」的一貫精神仍舊持續不綴，而且還帶著些微的懷舊之情。藉由電子音樂三十年與柏林圍牆倒塌三十年之際，我們來回顧轉變後的情況（尤其是柏林的發展）。
 
柏林C/O攝影館所舉辦的「舞池裡沒有照片！柏林1989年──今日」攝影展特別引人注目，少有展覽開幕酒會像這場攝影展吸引大批人潮，摩肩擦踵。這場由在地活辭典兼電音雜誌《Groove》前總編輯海科．霍夫曼（Heiko Hoffmann）策劃的攝影展，讓參觀者對於柏林1989年以來的夜店和慶祝文化發展有充分的認識與了解。在攝影展中，九十年代初期的東柏林黑白照片、三十年夜店歷史傳單、已消失的夜店與仍舊營業的夜店等照片相併陳列。特別強調「仍舊」，是因為這裡要討論的另一個主題是「夜店消亡」。

夜店在城市中的生存受到威脅

這話看似誇張，但實際上在德國境內有些夜店於2019年紛紛關閉，光是柏林，就有木屋（Chalet）、聖喬治（St. Georg）與競技場（Arena）等夜店歇業；慕尼黑關門的夜店有MMA（計畫作為臨時空間使用）與鮑柏．畢曼（Bob Beaman）；德列斯登有TBA、萊比錫則是奇異博士（Dr. Seltsam）。而在萊比錫營業超過二十五年的酒廠（Distillery），或者柏林廢棄鐵道工廠（RAW-Gelände）與奇巧（KitKat），也全部面臨生存危機。可以預見在未來一年，其他夜店也將可能關閉或者搬遷他處，例如閣樓（Loft）已遷移到路德維希港。即使出現新開幕的夜店，也趕不上關店速度。之所以出現關門潮，多半不能歸咎於單一原因，不過城市仕紳化過程中出現的排擠現象，往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此外還有日益高漲的租金──這也不光是夜店才會面臨的問題──以及備受干擾的居民。就算夜店較先存在，噪音管制卻是越來越嚴。為了對抗後者，柏林夜店的利益團體，亦即夜店協會，於前一年底成立噪音管制基金會。基金會在2019年初次發揮作用，其中包括柏林IPSE夜店因此安裝音響技術卓越靈敏的設備。同一個夜店協會也在2019年秋季提出一項研究，論證柏林夜生活之於經濟的重要性。
 
結果顯示，左翼黨與綠黨的聯邦議會黨團迅速提案，以防止夜店消亡。他們要求夜店應該在建築法上與歌劇院和戲院等建築相提並論；此外，在噪音管制與其他措施上，也應該有利於夜店的財務發展規劃。
 
不過，即使沒有政治力伸出援手，同樣也出現令人振奮的消息：十一月，西金庫（Tresor.West）在多特蒙德開幕，這是柏林夜店金庫（Tresor）老闆狄密特利．黑根曼（Dimitri Hegemann）的心頭計畫。喜歡進行音樂實驗的愛好者沙龍（Salon des Amateurs）經過大規模翻修後，在杜塞道夫重新開幕。早在十月份，科隆也慶祝夜店傑基（Jaki）落成。漢堡的金貴賓夜店（Golden Pudel Club）則是進行擴建，增加舉辦演唱會與工作坊的空間。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的影響

金貴賓夜店過去一年處於暴風中心，但風暴並非在這年才分裂全球的音樂工業，爭議源頭來自於對BDS運動始終意見分歧。所謂BDS，意指「抵制、撤資與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s），呼籲要支持巴勒斯坦，抵制以色列。在文化上也一樣，例如建議DJ不要前往以色列表演。BDS運動擁有國際知名的支持者。在德國，這個運動被視為反猶太主義的浪潮。柏林夜店如金貴賓與：//空白頁（://about blank），以及萊比錫的康納島（Conne Island）──三者在政治上明確被視為左派──大舉反對BDS運動，並且取消部分支持運動的藝術家的演出。這項舉動進而又引發抵制夜店的行動。
 
這只是全球議題進入在地區域的一個例子。氣候政策的相關論述同樣也廣泛受到重視。感覺每個大型音樂祭都倡導環保，但是除了環保杯和堆肥廁所之外，難得看見其他措施。一想到這種大型活動本身並非持續性事件，特地為數千人建造只使用三到五天的所有基礎設施，加上DJ為了一到五小時的出場表演，還遠從世界各地飛來，就覺得那些作法不過是杯水車薪。此外，音樂祭也逐漸嚴重擠壓小型夜店的生存空間，就社會結構來看，那樣毫無永續性可言。

過度飽和的音樂祭市場

這一年，同時可以觀察到「音樂祭化」的在地情況已經達到頂點。由於市場飽和，許多早期的音樂祭因而停辦，如海濱突襲（Plötzlich am Meer）與西班牙的進入山谷音樂祭（Into The Valley-Festival），而舉辦德國帶來吧與7001（Her Damit und 7001）音樂祭的公司，多年沒有支付員工薪水，已宣布破產。葡萄牙堡壘音樂祭（Festival Forte）的情況也大同小異。此外，小型音樂祭也面臨競爭壓力，例如在勒爾特舉辦的狐穴音樂祭（Fuchsbau-Festival）必須仰賴金主的支援，而違背其基本政治立場；薩克森的夜數位音樂祭（Nachtdigital-Festival） 則在22年最後一場活動終止時畫下句點。
 
關於音樂祭，有件事順道提一下：德國左傾色彩明顯的最大型音樂祭，即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舉辦的融合音樂祭（Fusion），五月時首次登上德國新聞。主辦單位由於維安計畫未獲採納，轉而向媒體求助。警方有別於往年，希望在音樂祭現場加強派駐警力。但主辦單位文化宇宙協會（Kulturkosmos e.V.）認為此舉威脅到音樂祭自由與「假日共產主義」的本質精神。大量團結宣言於是接踵而來，同時在無警力場地舉辦活動的權利也受到熱烈討論。不過，重新調整維安計畫後，融合音樂祭最後得以在維持最低警力的情況下拉開序幕，警方人員只能進駐活動場地外圍。 

適合大型舞台的音樂

音樂祭化的趨勢自然也反應在音樂型態上。大型的音樂祭舞台需要即使長距離也能營造氣氛的音軌，因此迷幻音樂和碎拍結合鼓聲清晰的電子音樂成為2019年的潮流也就不足為奇。單調的旋律與重擊的低音，就如2019年丹麥人薩克（Schacke）製作的暢銷曲〈基斯絡堤人〉（Kisloty People ）。這首歌由色彩唱片公司（Kulør）發行，此一品牌是住在柏林的寇特熙（Courtesy）創建的。薩克與寇特熙從此聲名大噪，手下藝人的知名度也水漲船高。
 
品牌、工作人員與團體有多重要，可從螢幕上忽然出現的新人身上一窺究竟，他們往往來自這類交織緊密的網絡。例如柏林無色調（No Shade）團體成立不過兩年時間，便與凱克珞莫（Kikelomo）以及電子混音樂團一起參加在布蘭登堡前舉辦的柏林圍牆倒塌三十年慶祝活動。無色調這個團體經常舉行DJ工作坊，讓更多女性、跨性別與非二元性別的人能夠參與。觀察其他的新入女性，顯然也看得到成果：DJ吉歌拉（Gigola）隸屬於同樣也從柏林起家的地球俱樂部的生活（Live From Earth Klub），她以琅琅上口的歌曲與精力充沛的混音過門縱橫全德國的夜店。住在柏林的愛爾蘭女子Or:la則玩出許多碎拍、低音與電音。2019年，她從新人搖身一變，成為「一百」（Céad）唱片公司創立者，為尚且默默無名的創作者提供平台。還有法狄．莫漢（Fadi Mohem）這個來自柏林的年輕製作人，他在本．克洛克（Ben Klock）與時尚選擇器（Modeselektor）旗下發行的唱片，呈現出乾燥無塵與連貫聚合的電音曲風。
 
即使許多以舞曲為導向的出版品引用了九十年代的盛況，但2019年絕對不是音樂崩壞的一年。不過，DJ台上即將發生前瞻性的變化：音樂串流將取代mp3或唱片。mp3電子音樂網站Beatport，五月引進串流服務，並與重要的DJ技術製造商合作，首次允許在設備上串流他自己的音樂圖書館。購買音樂將變得多此一舉。不過也因此拋出了幾個問題：唱片公司還能靠此賺錢嗎？音樂創作者又該何以維生？電子音樂若是在幾次DJ演出後從串流播放清單中消失，會變得實用且短暫嗎？接下來的十年將會告訴我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