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與遷徙
尋找幸福。德國移民都遷往何處？

德國是個人口移入的國家。尋找工作機會、希望擁有平靜的生活與社會保障，是許多人選擇移民德國的理由。不過，又是什麼原因促使某些德國人移居國外呢？他們生活在其他人常常逃離的國家裡，是什麼樣的境況？

俄羅斯靈魂

「斯拉法！斯拉法！」卡琳對著電話喊道，但是衛星連線總是斷斷續續。「你身體好嗎？」卡琳毫不鬆懈問道。「妳別擔心，一切都沒問題。」吱吱沙沙聲中，傳來她先生的聲音，聽起來彷彿來自彼岸世界。其實那兒不過是九千公里外的東方，一個叫做中奧廖克馬（Srednjaja Oljokma）的地方。

我看著世界地圖，詫異嬌小的卡琳究竟怎麼辦到的？因為從德國到中奧廖克馬，至少需要五天的時間。
 
「最佳路徑是，經由莫斯科飛往伊爾庫茨克（Irkutsk）。」卡琳解釋著。「在伊爾庫茨克住一晚，隔天早上繼續搭乘西伯利亞鐵路火車，三十三個小時內橫越一千七百公里，前往外貝加爾邊疆區的莫戈恰（Mogotscha）。從莫戈恰換乘汽車，往北行駛將近一百公里抵達圖皮克（Tupik）。最後一段路長約三百公里，需要一到四天，取決於水位狀況。沒有結冰的日子，要到中奧廖克馬只能搭船：從南由通吉爾河北上，或者由北取道奧廖克馬河。」

卡琳．哈斯（Karin Haß）十四年前從漢堡搬到位於泰加林區中部的中奧廖克馬村，這裡居民只有六十人。不幸的是，她約莫一年前回德國做客，正好遇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現在她不知道怎麼樣才能回到中奧廖克馬的家。

 「一九九八年的一次可摺小艇之旅，我初次認識了西伯利亞。」卡琳回憶說。「在此之前，我去過阿拉斯加、加拿大、波蘭、芬蘭和蒙古。我喜歡安靜，喜歡未經開發的大自然，喜歡睡在帳篷裡，也喜歡聽營火嗶嗶剝剝的聲音。不會，我不會害怕。一個人上路時，反而覺得很自在。」

二○○三年第二次西伯利亞之旅，卡琳最後來到中奧廖克馬，立刻愛上了這個小村莊 。斯拉法那個時候還沒來村子，那裡只有木屋、真誠的居民，以及圍繞在她四周的神祕泰加林。鄂溫人世代定居在此，卡琳決定進一步認識他們簡單且罕見的生活。不過，她先回漢堡一趟，申請提早退休。兩年後，她告別了長大成人的女兒，動身前往中奧廖克馬。「我在村子裡租下一間小屋，租期九個月。」卡琳解釋說。「當時我沒想到自己可能會在那兒住得更久。」

卡琳結交當地的鄂溫克人，一起採蘑菇或漿果。她逐漸回憶起小時候在學校學過的俄語。漸漸的──認識斯拉法之後，這個過程明顯加快──她愛上了俄羅斯靈魂。

「德國講求理性根據，一切都要合理。」卡琳嘆了口氣，「在俄羅斯，則由情感與心主宰一切。」

卡琳認識斯拉法時，這種德國性格也占了上風。卡琳說：「我們搬進當地機關提供的免租金木屋，唯一條件是要維護木屋。屋頂漏水，爐子不能用了，我們都得自己修理。小屋的狀況非常糟糕，所以我們忙得不可開交。沒錯，我在那裡學會很多事，尤其狩獵季開始時，我先生有好幾天時間都待在泰加林區，很多事情必須自己處理。適應環境並不難，畢竟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不過，斯拉法有件事情瞞著我。」卡琳繼續說。「他沒有告訴我，他是個酒鬼。事情曝光後，我要他做出選擇：伏特加或者我。所以他後來參加戒酒治療，從此沒有再碰酒，連酒心巧克力也不吃。是的，我們兩個都改變了很多，在很多方面不得不妥協，才能繼續走下去。」

卡琳是佛教徒，喜歡文化與哲學。斯拉法是獵人，十分務實，負責張羅生活所需。雖然兩人性格南轅北轍，卻能彼此欣賞，互相愛慕。

卡琳說：「我不想改變他，他也不想改變我。我們剛開始在一起時，當然也會爭執，但多半都是些瑣事。我沒有辦法理解，有那麼多的事情要處理，為什麼有人就是能睡到十點才起床。我每天早上七點就醒了，做牛做馬一直忙到傍晚。但我身邊的人都睡得很飽，怡然輕鬆，甚至還抽得出時間喝茶聊天。好幾年後，我才學會不要凡事看得那麼嚴格。」

卡琳很多事情想要自己決定，是個很有主見的人，這點斯拉法也必須學習。一旦卡琳堅持要做某件事，就會努力做到。例如有次她請斯拉法幫忙蓋一間防風擋雪的狗屋，斯拉法聽了只是不可思議地看著她，因為西伯利亞的狗不習慣這類舒適的生活。卡琳不動聲色等了幾天，斯拉法一出門打獵，她便自己動手蓋了那樣一間狗屋，讓斯拉法印象十分深刻。

卡琳自己也烘焙蛋糕和麵包，同時也打理菜園，種了櫛瓜、茄子、甜椒、番茄與南瓜。斯拉法負責釣魚、打獵，能修繕屋裡所有的東西。他們自力更生，也不得不如此，因為最近的商店非常遙遠，也不一定有供貨。

「我的需求不大。」卡琳這樣描述自己。「我不嚮往奢華生活、大房子和名牌傢俱。新鮮空氣、潺潺流水、原始的泰加林、四十度以下雪量豐沛的嚴冬，對我來說，比任何便利又舒適的設施還要珍貴。更何況我在這裡感覺自由自在。沒人告訴我不可以踏進某處，因為那是私人土地。政治的手沒有伸入這裡。與德國不同的是，這裡沒人幻想政客會說真話或者一心為自己國家謀求最好的福利。這裡的人自食其力，彼此支援。在這裡，沒人會讓喝醉的人躺在雪地裡，而是邀請他到家裡來，給他喝杯熱茶，吃點東西。你在這裡交到的朋友，就是一輩子的朋友。想要去找他們，不必提前打電話詢問他們有沒有時間。當然，我在兩個世界之間擺盪：我的女兒、外孫和朋友住在西邊，東邊有我的先生和美好的生活。因此，只要還有體力，我就會在德國和俄羅斯之間來來去去。」

我唯一後悔的事情只有一件

狄笛爾．徐馬龍（Didier Schmallong）二十年前離開德國，老家鄉沒有什麼值得他留戀的。「在索維拉（Essaouira）這座摩洛哥瀕臨大西洋岸的柏柏爾人古城，我找到了歐洲沒有的東西：寧靜、悠閒，以及完全正常的人性。這裡的人見面時總是滿臉笑容，彼此的關係緊密又真誠。還有大家庭，數代同堂，一起生活，沒人孤獨老死，我覺得這點真的很棒。」

狄笛爾眺望著海洋，沉浸在思緒裡。溫度計顯示十五度。微風徐徐吹動花園裡的阿甘樹葉子。

「以前住漢堡時，我在媒體業工作，經常處於壓力之中。」他接著說。「母親過世後，我感覺必須改變自己的生活，於是來到一家旅行社，閉上眼睛，手指滑過世界地圖，最後在一個叫做阿加迪爾（Agadir）的地方停下。我當時甚至不太清楚摩洛哥的確切位置，但我認為那是命運的召喚。在阿加迪爾待了四個月，又在塔加祖特（Taghazout）住了一年後，我發現了索維拉，如今這裡就是我的家。」

狄笛爾經營了一年的餐廳，接著創立建設公司。不久前，他也開始領取德國老人年金，但是金額不高，因為他在德國工作的時間不夠長。不過，我在他的部落格讀到，一個月只要八百歐元，就能在索維拉過上王子或公主的生活。

狄笛爾說：「一個月兩百五十歐元，就能在這裡租到三十坪左右的精美公寓，水電費大概三十歐元。在德國價值三百歐元的牛仔褲，這裡只賣二十歐元。那麼食物呢？我花四十歐分就能買一公斤番茄或者馬鈴薯。一切全都未經加工處理！一公斤新鮮羊肉價值六歐元，魚、螃蟹和墨魚，一公斤三點八歐元，蝦六歐元，全都直接來自大西洋。看一次醫生約莫二十多歐。是的，摩洛哥是個適合居住的地方！」

但是，低廉的生活費也可能變成新來者的災難，因為他們往往流於粗心大意。迷人的地產和住宅在移民之間買氣暢旺。

「在德國，這些人一份合約可能詳讀個十遍，才會願意簽約；在這裡卻必須立刻咬住，就怕機會不會再出現第二次。」狄笛爾解釋說。「但之後問題就會不斷出現了，因為與房子有關的事情，和他們想像的並非一樣。」

狄笛爾很清楚自己在說什麼。閒暇時，他會幫助新移民解決北非官僚體制的問題。由於他認識所有官員，所以做起來得心應手。他向新來的德國移民介紹摩洛哥日常生活裡的祕密，幫助他們申請居留許可，帶他們去最好的商店和餐廳。

「為什麼越來越多德國人移居國外？」狄笛爾自問。「我認為有許多人是因為德國養老金太低，所以搬到這裡來。在德國，若是月領一千兩百歐元的老人年金，付掉八百歐元房租後，光靠剩下的錢要過日子並不容易。但在摩洛哥，要用那些錢過不錯的生活綽綽有餘。能否適應新故鄉，取決於自己的態度，或說取決於個性。有人能適應環境，有人還是堅持德國風格不放。我在這裡看過許多移民，每天和同樣的人上同一家咖啡館，吃同樣的歐洲食物，卻高高在上看不起當地人，實在令人無法理解。我和這種人不相往來。柏柏爾人是我的家人，我不需要任何妥協，就能融入這裡。對於全新的經歷，我抱持好奇與開放的態度。或許因為我單純就是喜歡人吧。若說有什麼後悔，那就是我並非在此地出生，所以平白失去了好多年。」狄笛爾笑著說。

四季：冬

三十七歲的卡塔琳娜．科赫─哈特克，在瑞典經營的旅行社倒閉後，她也從沒想過回德國。若是回德國，要怎麼把二十九隻狗帶走呢？

這天陽光普照，卻也寒氣凍人，夜晚的溫度降到零下二十四度。卡塔琳娜把越野車和拖車上的東西全部卸下，她才剛從附近山區訓練完雪橇犬返回家。她今年沒有參加競賽。不過她夢想一兩年後和狗兒參加挪威芬馬克狗拉雪橇一千兩百公里大賽。

「二○一七年，我們征服過距離較短的五百公里賽程。」卡塔琳娜說。「那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歷：在狗拉雪橇上行駛五、六天，穿越白雪皚皚的荒原。晚上或許能在睡袋裡，與狗兒緊緊依偎，睡一個小時，然後就得上路，繼續往前，一直往前。」

不過，卡塔琳娜仍不知道自己能否克服財務問題，再次參加芬馬克狗拉雪橇比賽。每年約莫有一百六十支隊伍，一千五百隻狗兒參賽。

「報名費是一萬四千挪威克朗（約一千四百歐元）。我不知道今年有沒有辦法報名。」她嘆了口氣。

 不過，一切從頭開始說起。

二○○七年，卡塔琳娜有感於人生苦短，沒有辦法凡事都往後延，因此毫不猶豫辭掉牙醫診所的工作，收拾好行囊，轉身離開德國。她先在北瑞典一個哈士奇場工作兩年，那個地方在北極圈以北，介於耶利瓦勒（Gällivare）與基律納市（Kiruna）之間。她正是在這裡經歷了零下四十六度的最低溫，但同時也感受到最熱情的溫暖，幫助她度過最嚴寒的冬季。

卡塔琳娜和她的另一半約漢娜結婚後，一起搬進一棟有七十年歷史的典型瑞典木屋，並在木屋四周蓋了幾十間狗屋。

她們居住的米耶科夫這個小地方，只有十九位居民，鄰居平均年齡超過五十歲。或許正因如此，才能在這裡以三萬五到四萬歐元的價格，買到屋況很好的房子。換成在德國，必須要花費十倍價格才買得到。

「我們為什麼決定住在北瑞典這裡？」卡塔琳娜重複我的問題。「因為我們熱愛大自然與變化豐富的四季風景，因為環境寧靜，也因為這裡的居民。他們為人真誠，腳踏實地，而且重視家庭，勝於事業飛黃騰達。」

二○○九年成立公司之前，卡塔琳娜和約漢娜已經累積豐富的嚮導經驗，做好萬全的準備。公司成立後，業務一飛沖天。她們公司提供狗雪橇之旅、夜宿與餐飲。一旦生意興隆，收入不錯，她們就會進行一些投資，貸入更多款項。後來，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爆發。

「所有的旅遊行程都取消了，收入一下子化為烏有。我們無法支付貸款利息，最後不得不宣布倒閉。」卡塔琳娜嘆口氣說。

她們購置的設備，全被放到官方破產管理人組織的拍賣網站，接著，陌生人到她們的土地上收取競標購得的物品。看見雪橇被拿走，甚至蒸汽浴室被拆走時，最讓卡塔琳娜和約漢娜心痛。

「在德國，像我們這樣的企業能夠拿到國家援助。但是瑞典的策略不一樣：他們幫助的是大企業，不是小公司。不過，我們以前就知道自己所要承擔的風險，所以也沒什麼好怪別人。」

我問：「那你們現在打算做什麼？」

卡塔琳娜沉默不語，過了一會兒才開口說，她們打算在疫情結束後，為不喜歡一般旅遊行程的人，提供特別的小旅行。此外，她們也與一家飼料公司合作，希望賺取銷售佣金。她們拍照、攝影，偶爾打打零工，勉強維持生計，但是這些收入無法養活二十九隻狗兒。這就是為什麼她們在自家網站上募資，那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狗兒著想。

若為自由故，一切皆可拋！

去年秋天，三十六歲的多明尼克，在搬到峇里島最大的阿貢火山附近的阿美小漁村之前，早已精心做好準備。

「過去十年間，我把每一分錢存下來，進行有利的投資。」多明尼克說。「我當然也可以期待一切順順利利，到了峇里島，馬上就能找到工作。不過，知道自己在經濟上有所保障，讓我感覺自由，有餘裕靜靜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大學求學期間（他念的是語言學、哲學與翻譯學），多明尼克週末時會到蔬菜攤工作，週間則到一家英國酒吧當服務生、廚房助理與清潔人員。

多明尼克說：「除了薪資之外，我還額外拿到小費，全都好好拿去投資了。」

他大學時和女朋友住在一起，他們希望畢業後能找一份好工作，搬進大一點的房子。

「但忽然之間，我意識到自己逐漸感到窒息。」多明尼克回憶著。「我看著自己身邊的人，全都活得像被設定好似的：求學、工作、貸款、買房與生小孩。他們在大公司平步青雲，卻時時感到厭倦，精疲力盡。」

因此，多明尼克收拾了背包，飛往亞洲，到柬埔寨、越南和印尼。他最喜歡峇里島，最後在這裡安頓下來。他在阿美漁村的房子將近十四坪，有臥室、開放式客廳與廚房空間、浴室、露台和一座小庭園，栽種著香蕉樹和木瓜樹，距離海灘只要五分鐘。

多明尼克說：「我的租金是兩百歐元。電是在超市買的，我可以自行決定要使用多少電。水是國家補助的。此外，我們還有自己的水井，雨季也才剛結束。自從島上大型旅館關閉，不再需要供應客人淋浴、泡湯與游泳後，人人都有充足水源可用。」

在阿美漁村，多明尼克每天清晨六點起床，練習瑜伽到八點後，再去游泳。接著，在電腦上進行翻譯或學習，一直到十二點。用完午餐，他會去購物，騎著摩托車四處晃，或者看點書。三點時，上健身房運動。晚上給自己弄點東西吃，看看電影，九點就上床就睡了。

「我當然也想工作，打算教瑜伽，開設營養課程，不過我還在等工作許可。」多明尼克補充說。

我問他：「你不會覺得寂寞嗎？」

「我喜歡獨處。」多明尼加笑著說。「如果我想見見朋友，就到咖啡館去。那裡總是會有人在。我還跟著一位印尼語老師學習，每個星期上兩堂課。我希望和當地人用他們的語言交談，尤其是經常和我一起下棋的鄰居。我嘗試表現自己的感謝之意，不過也希望能夠用語言說明。」

貝姆將軍（GENERAL BEM）

艾德慕特．索巴采克（Erdmute Sobaszek）說得一口完美無暇的流利波蘭語，彷彿是土生土長的波蘭人，而不是出生在前東德的德國人。她的朋友笑著說，她靠著記住塞蒲路斯詩人卡米爾．諾維德（Cyprian Kamil Norwid）的〈貝姆將軍的葬禮狂想曲〉這首詩來學習波蘭語。我想像著二十歲的艾德慕特背誦波蘭詩集中的詩句，舌頭打結的模樣。

「那倒是沒錯。」艾德慕特笑說。「剛開始真的很沮喪，尤其波蘭語的句型與德語完全不同，我花了很多時間才有所掌握，也流了許多汗水與淚水。」

不過，艾德慕特最愛的，還是聆聽伊娃．德馬爾奇克（Ewa Demarczyk）的歌曲。

「她的用詞很犀利。」艾德慕特接著又解釋說：「有時候就是這樣──很有可能與潛意識和感覺有關──你就是會沉浸在一種語言裡，或許這也是我兩、三個月後就會講波蘭語的原因吧。」

不過，讓我們一一道來吧。最初的源頭，是七○年代前東德陰沉和抑鬱的現實。

艾德慕特回憶說：「當時波蘭對我來說，是一處自由的綠洲。我搭便車到當年的社會主義兄弟之邦，一下子就感覺到很自在、很愉快。那裡的人熱情真誠，對於不同於己的事物態度開放。後來，我回到東德。在那裡，人人告密，不容許人我之間的差異。由於意識型態的問題，我不可以學習德國文學。」

如果艾德慕特的兄弟沒有認識那麼多在波蘭的人，不知道她的人生會有什麼樣的走向。有時候他來看她，有時候她到柏林找他。有一天，當時在華沙大學念歷史的瓦茲瓦夫上門找她兄弟。他敲了敲門後，艾德慕特幫他開了門。那一年是一九七六年。

「決定離開德國，搬到波蘭華沙和瓦茲瓦夫一起生活，對我來說並不難。」艾德慕特說，「波蘭人張開雙臂歡迎我。這一點，我感激在心，因為我和許多東德人一樣，對自己的國家感到羞愧。在東德，我們都是懷著內疚長大的。老師把我們拉到德國歷史博物館，說：『你們要看好！』博物館裡展示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照片，人皮做的燈罩，以及我不會給自己孩子看的影片。」

瓦茲瓦夫完成華沙的學業後，和艾德慕特一起搬到奧士廷（Olsztyn），隨後加入藝術表演坊。艾德慕特拿到波蘭高中畢業證書後，開始文化教育的函授課程。

「我逐漸融入藝術表演坊，參與討論與工作坊。但是，一九八一年波蘭實行戒嚴，我們團體便不准進行任何表演。當時我們已經興起念頭搬到鄉下，在那裡繼續進行藝術活動。後來也如願以償。一九八二年，瓦茲瓦夫和我在奧士廷附近的韋蓋提（Węgajty）找到一間荒廢的農舍。」

一九八二那年，依然實行著戒嚴令。瓦茲瓦夫和艾德慕特住在離村子中心兩公里遠的地方，距離最近的商店四公里。他們生了兩個孩子，有一輛自行車，最近的電話在村長家。

「沒錯，那段日子不好過。」艾德慕特臉上帶著微笑說。「但是我從沒想過回去德國。」

他們在朋友幫助下，把一間空置不用的附屬建築改造成劇院，加開窗戶，舖設木頭地板，安裝暖爐。

「白天我忙著照顧孩子、忙著學習，晚上就表演戲劇和音樂。」艾德慕特笑著回憶那些年。「這就是我們的『夜常生活』，一段浪漫的時光。」

一九八六年，瑪格麗特與沃夫岡．尼可勞斯加入了他們。巧合的是，他們也是一對波蘭與德國夫妻。出於對民俗傳統、民族根基與鄉村傳統的熱愛，他們共同創立了韋蓋提鄉村劇院。

艾德慕特說：「那段日子過得很開心。我們學習古老的民謠與習俗，它們像琥珀裡的東西被保存了下來。我們訪問其他村子，挨家挨戶上門唱歌。接下來幾年，波蘭經歷政治轉變，新鮮的資本主義強力漫襲村子，緩慢卻穩定摧毀了村子的凝聚力。曾經張開雙臂歡迎我們的人，現在對待我們的態度卻有點保留，更糟的是，我們甚至被銅牆鐵壁排拒在外。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藝術活動與社區關係密切，也與環保緊密結合。」

艾德慕特笑自己如果不談論戲劇，便無法談論自己。

「我早上一起床，腦子裡就開始想著我們的藝術工作；夜晚躺在床上時，仍舊不斷想著。一整天都這樣，兩個兒子搬出去後，更是變本加厲。是的，他們都搬到德國了。這很有趣，因為以前是我移居到『一個更好的世界』，現在他們也步上我的後塵，只不過是方向截然相反。一個兒子已經在德國定居，有工作、有個伴，生了一個兒子；另一個仍有點飄泊不定，目前住在柏林，卻與波蘭斯塞新藝術學院有所合作。而我呢？我回德國時，有時候會感覺自己像個外人。」

艾德慕特第一次造訪西柏林時，心裡感到害怕。當她想要回柏林這座城市的東邊時，忽然間發現自己迷路了。

「我向一位包著頭巾的女士問路，心想這位女士也不是當地人，應該不會太尷尬；那時連售票機也給我帶來無法解決的麻煩！整個情況十分愚蠢，畢竟我說的是德語。」艾德慕特解釋說。「對了，我的德語也是個問題。很久沒有講德語，隨著時間變得有點遲鈍、生鏽。我前陣子翻譯猶太裔德國女詩人葛特倫．寇爾瑪（Gertrud Kolmar）的詩時，發現把德文翻譯成波蘭文更容易，而不是反過來。是的，翻譯帶給我很大的樂趣，讓我的兩個『自我』得以彼此連結：今天的我，以及某一個時刻遺留在西邊某地的我。不是的，我不覺得自己因為移民失去了什麼。我要說的是，我反而獲得無比的珍寶，那就是多元文化的視角。這就是為什麼相鄰的德國與波蘭對彼此興趣不大，讓我覺得更加遺憾。她們能向對方學習的事物非常多呀！」

PS：2019年，有二十七萬德國人移居他國。同年，移民德國的人超過一百五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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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琳．哈斯撰寫過好幾本西伯利亞生活的書籍，相關資訊可參閱她的網站 https://taigaleb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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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光臨艾德慕特與瓦茲瓦夫．索巴采克的韋蓋提鄉村劇院，詳細資訊請洽詢：https://teatrwegajty.e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