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柏林同志博物館兩位策展人
「我們希望把衝突呈現出來」
德國酷兒展覽兩位策展人,柏林同志博物館的Birgit Bosold、Carina Klugbauer暢談酷兒遇到的各種阻力,嶄新的意見以及引起爭議的辯論藝術。
「石牆風暴」(Stonewall,二零一五年上映之美國劇情片,以一九六九年發生,對男同志抗爭運動具有歷史意義的石牆事件為背景)拍攝五十年後,這個議題還有那些尚未被發表過的意見,是您希望藉著「德國酷兒」闡述來的?
Klugbauer:石牆事件抗議活動是我們在德國敘述酷兒運動歷史時的動機 – 但也要探究這段運動歷史是如何構建出來的。石牆事件是某些被遺忘的東西覺醒過來的時刻,然而這個偉大的時刻也將許多東西掩藏了起來,石牆事件發生之前與之後,就已經有酷兒存在,阻力以及積極主義也同樣存在著。我們希望讓大家看見這些東西,但不是寫成一篇同質性很高的歷史,一如一般所嘗試的那樣。我們希望是全新的敘述:以強調特徵的形式撰寫酷兒運動歷史。
Bosold:我們試著製造驚喜時刻,讓大家在組合中看見也許從來沒想到的一些東西:譬如說,西德男同志運動與東德蕾絲邊教會團體;八零年代德國第一個黑人女性網絡,以及今日的跨性別電影節。這是為了要將衝突呈現出來,我們希望把那股反抗精神表現出來。描繪所有曾經稍微震動一下以及持續震動中的東西,把那些幾乎沒有被聽見的意見表達出來。
您說的是那些意見?
Bosold: 其中一個重點是,我們把東德的觀點凸顯出來,通常論述時東德的觀點都被當成一個特別的章節來處理,這也與東德觀點比西德積極主義運用了多之又多的素材有關。我們試著,不僅一併敘述東德的酷兒運動,而是還要把它放進一個適當的空間裡。
Klugbauer:同志運動當然是許多關於石牆事件論述中的焦點,同志運動不言而喻也是我們的一個重點,但我們特別要嘗試的,是將人、觀點以及身分收錄於這段歷史之中,通常不會出現的 – 例如有色人種族群,女性主義者,或者也包括跨性別人士以及雙性人。
作為德國酷兒運動解放時刻的一九六九年石牆事件起義,是否與促進北美酷兒運動同樣重要?
Bosold:那些抗爭對德國也一樣重要,只不過方式完全不同,而且延遲了很久。抗爭活動在美國直接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為有些東西爆發出來了。在西德與東德則要等了好久才被提及。
Klugbauer:德國直到一九七九年才舉行了明確地貼上這類標籤的同志遊行(驕傲遊行),但是,在德國產生了翻天覆地的效果,一如石牆事件之於美國,則是一些別的東西:譬如羅莎・馮・普勞恩海姆(Rosa von Praunheim,1942年生,德國導演,原名Holger Radtke)的電影,關於女同性戀者在伊策霍(Itzehoe,德國北部市鎮)的抗議「女巫審判」,或者關於墮胎的辯論。在美國進行的對質形式有所不同,那是一種更具攻擊性的對質,德國則比較以理智來面對。
「因應需求」的想法是如何萌生的?
Klugbauer:我們認為,重要的是能夠以最少的花費,在不同的地方推出這個展覽,成本很低,因為我們展出的不是原件。我們希望人人都有機會認識酷兒運動歷史 – 我們出色的場景設計在chezweitz設計工作室轉化下更加精采。我覺得很讓人心動的,是:人們自行在現場重新建構展覽,並且經常可將展覽元素重新定位,在不同的特徵之間抽出屬於自己的新穎的連接線。與此同時,當地的社團還可把自己的歷史寫進展覽之中。
Bosold:場景設計是展覽不可或缺的一環,chezweitz設計工作室在這方面的專業素養令人折服。光靠物件本身並不能撐起展覽,物件必須被某種方式呈現出來,這個方式要能營造氣氛,建立起一種基調。與這種我們通過文件和文本選擇建立起來的嚴酷調性相遇 – 將之於一致性的感覺中描繪出來,是一種非凡的藝術。
與歌德學院合作的心得為何?
Bosold:簡單說來:美夢一場。光是如此重要的一個機構舉辦酷兒運動歷史展覽,就十分引人矚目了,而且還是在全世界展出,讓人人都能看見。此外,這個概念可不是我們坐在安靜的辦公室想出來的,而是不斷密集的討論的結果,從真槍實彈的交流中脫穎而出。
Klugbauer:是一種真正的辯論文化,火花四射的激辯,而我們深愛此道。
Klugbauer:石牆事件抗議活動是我們在德國敘述酷兒運動歷史時的動機 – 但也要探究這段運動歷史是如何構建出來的。石牆事件是某些被遺忘的東西覺醒過來的時刻,然而這個偉大的時刻也將許多東西掩藏了起來,石牆事件發生之前與之後,就已經有酷兒存在,阻力以及積極主義也同樣存在著。我們希望讓大家看見這些東西,但不是寫成一篇同質性很高的歷史,一如一般所嘗試的那樣。我們希望是全新的敘述:以強調特徵的形式撰寫酷兒運動歷史。
Bosold:我們試著製造驚喜時刻,讓大家在組合中看見也許從來沒想到的一些東西:譬如說,西德男同志運動與東德蕾絲邊教會團體;八零年代德國第一個黑人女性網絡,以及今日的跨性別電影節。這是為了要將衝突呈現出來,我們希望把那股反抗精神表現出來。描繪所有曾經稍微震動一下以及持續震動中的東西,把那些幾乎沒有被聽見的意見表達出來。
您說的是那些意見?
Bosold: 其中一個重點是,我們把東德的觀點凸顯出來,通常論述時東德的觀點都被當成一個特別的章節來處理,這也與東德觀點比西德積極主義運用了多之又多的素材有關。我們試著,不僅一併敘述東德的酷兒運動,而是還要把它放進一個適當的空間裡。
Klugbauer:同志運動當然是許多關於石牆事件論述中的焦點,同志運動不言而喻也是我們的一個重點,但我們特別要嘗試的,是將人、觀點以及身分收錄於這段歷史之中,通常不會出現的 – 例如有色人種族群,女性主義者,或者也包括跨性別人士以及雙性人。
作為德國酷兒運動解放時刻的一九六九年石牆事件起義,是否與促進北美酷兒運動同樣重要?
Bosold:那些抗爭對德國也一樣重要,只不過方式完全不同,而且延遲了很久。抗爭活動在美國直接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為有些東西爆發出來了。在西德與東德則要等了好久才被提及。
Klugbauer:德國直到一九七九年才舉行了明確地貼上這類標籤的同志遊行(驕傲遊行),但是,在德國產生了翻天覆地的效果,一如石牆事件之於美國,則是一些別的東西:譬如羅莎・馮・普勞恩海姆(Rosa von Praunheim,1942年生,德國導演,原名Holger Radtke)的電影,關於女同性戀者在伊策霍(Itzehoe,德國北部市鎮)的抗議「女巫審判」,或者關於墮胎的辯論。在美國進行的對質形式有所不同,那是一種更具攻擊性的對質,德國則比較以理智來面對。
「因應需求」的想法是如何萌生的?
Klugbauer:我們認為,重要的是能夠以最少的花費,在不同的地方推出這個展覽,成本很低,因為我們展出的不是原件。我們希望人人都有機會認識酷兒運動歷史 – 我們出色的場景設計在chezweitz設計工作室轉化下更加精采。我覺得很讓人心動的,是:人們自行在現場重新建構展覽,並且經常可將展覽元素重新定位,在不同的特徵之間抽出屬於自己的新穎的連接線。與此同時,當地的社團還可把自己的歷史寫進展覽之中。
Bosold:場景設計是展覽不可或缺的一環,chezweitz設計工作室在這方面的專業素養令人折服。光靠物件本身並不能撐起展覽,物件必須被某種方式呈現出來,這個方式要能營造氣氛,建立起一種基調。與這種我們通過文件和文本選擇建立起來的嚴酷調性相遇 – 將之於一致性的感覺中描繪出來,是一種非凡的藝術。
與歌德學院合作的心得為何?
Bosold:簡單說來:美夢一場。光是如此重要的一個機構舉辦酷兒運動歷史展覽,就十分引人矚目了,而且還是在全世界展出,讓人人都能看見。此外,這個概念可不是我們坐在安靜的辦公室想出來的,而是不斷密集的討論的結果,從真槍實彈的交流中脫穎而出。
Klugbauer:是一種真正的辯論文化,火花四射的激辯,而我們深愛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