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作家費迪南‧馮‧席拉赫
德國知名作家以法律專家身分回應敏感議題

費迪南·馮·席拉赫造成台灣面積最大的講壇座無虛席 – 至少台北國際書展的情況如此，幾百位聽眾湧向主題廣場，想一睹這位自二零零九年以作家之姿轟動全球的律師的風采。

他的短篇故事集《罪行》Verbrechen、《罪咎》Schuld、《懲罰》Strafe，以及另外五本書都已經翻譯成中文，在台灣出版並創下極好的銷售成績。原因之一為，馮·席拉赫固然從他在柏林的刑事律師生涯中汲取素材與靈感，但他講的故事卻不單單指涉德國人，而是普世大眾的感受，例如沮喪絕望、責任以及寂寞孤單。
 

代表主題國德國在台北亮相的十三位德國作家中，馮·席拉赫最受觀眾歡迎，律師出身的他，也被視為可能回答所有法律的相關問題，以及徵詢複雜問題意見的對象。前一天他才在同一個地方為擠得滿滿的聽眾們進行了一場演講，現在，他與他的台灣同僚：呂秋遠，台灣知名度最高的律師，是一個和馮·席拉赫一樣發表著作，又在電視以及社群媒體上發揮廣大影響力的人；他的臉書有超過六十二萬位粉絲追蹤。呂秋遠稱馮·席拉赫為他的良師益友，是對方的著作鼓舞了他開始寫作。
 
馮·席拉赫一點兒時間也不想浪費，直接和呂秋遠展開對談。「有人告訴我，我應該先花二十分鐘談我的書，但我辦不到。」然後他立刻接著說：他希望德國的出版社出版這位友儕的作品。
 
呂秋遠的第一個問題，是馮·席拉赫經常以罪犯的動機作為故事的重心，「他為什麼這樣做，他在想些甚麼？」截至目前為止，這樣的問題在台灣很少被提出來；根據他的分析，所有的爭論經常縮小為「他做了一些很惡劣的事情 – 所以必須受到懲罰。」

善惡無絕對 

馮·席拉赫的回答聚焦於罪犯的心理以及人性之矛盾心理上，因為犯下罪行而被判決並懲罰的人，猶如赤裸裸、毫無防護的站在那兒，好似站在懸崖邊。「我們能原諒所有人，甚至寬恕我們最痛恨的敵人，但多半無法原諒自己。這份無能之感傷害至深並致使我們陷入孤單寂寞。」每一個人都識得這種寂寞的滋味，即使不那麼深刻，人人也都嘗試讓自己不那麼孤單。此外，絕對的好與壞，「只存在漫畫中」。同一個人，可能登陸月球，也可能製造一顆原子彈。「我們好或壞均屬小量，只是各人比例不一。」
 
馮·席拉赫鼓勵呂秋遠，立刻動手，花更多精力在寫作上。「我當了二十年的刑事律師之後，來到了一個抵達邊界的時間點。」他解釋，幾年前，在上刑事陪審法庭處理了約一百件兇殺案之後，他放棄了律師工作。「我的工作開始重複，除了誰殺了誰，並沒有太多別的可能，到了某個時刻便了無新意。」要不就繼續從事這一行，變成「酒鬼或玩世不恭 – 二者皆不值得追求。」或者找點兒別的事做做。
 
他為聽眾指出一條路：「閱讀，閱讀有助於人，甚至能讓人快樂。」這話想必籌畫書展的人很愛聽，因為台灣正為突破紙本書的銷售量而奮鬥。對於一個面積不大如台灣的國家而言，出版社以及新書之多超乎尋常；然而智慧型手機多方改變了此地絕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吞噬掉許多時間，以致於無暇看書。
 

引起熱烈迴響的演講結束之後，台灣讀者排起長長的隊伍請他簽名，一排就是兩小時；趁著簽書的空檔，我與馮·席拉赫展開個別訪談。
 
他說，他知道他的書在台灣賣得很好；但第一次在這裡與讀者見面，「有些時刻很讓人感動。」一位年長的女士的話尤其令他印象深刻，她覺得，他的書「說出了真相」。「這句話讓我驚訝不已，我嘗試用簡單的文字說極複雜的事，這些人似乎很欣賞。作者本人對自己的書沒有太多要說的，說甚麼聽起來好像就是怪怪的。」
 
來台前他涉獵了一些台灣的歷史與政治情勢，但他當然不可能聊每天發生的政治話題；他知曉，台灣以「轉型正義」之名處理的那段獨裁歷史，是此間的一件大事。「台灣遇到了德國也曾遇過的困難，如同許多必須找出自己定位的國家，很多事物模糊不清。」書展上常有人問起他的意見，「這曾是南非的一個議題，是這個地方當前的議題；如果我們運氣不錯，未來將是土耳其的一個議題；很難作答。」

首重呈現事實 

基本上，除了特別嚴重的罪行之外，他認為採取刑事裁決來處理這類情況的意義並不大：「碰到這些事情，刑事裁決表較難深植人心，若在南非成立一個真相調查委員會會比較有意義，長久下來有可能獲致比較好也較明智的結果。」重要的是在採取任何行動之前，首先要努力釐清真相。
 
馮·席拉赫的意見，與台灣政府願意面對並處理過去的官方態度，很明顯的相當一致；雖然台灣轉型正義的某些政策將在兩極化的社會上引起激烈的討論，譬如如何處理昔日的當權者蔣介石的形象，或者如何處理以前執政黨，國民黨的黨產。但是，這樣做的目標絕對不是把從前有責任的人因可能犯下的罪行而帶上法庭。實際上這樣做會撕裂許多傷口，對社會和解毫無貢獻。可以訂為目標的，譬如開放從前封鎖起來的政治檔案，撤銷不公平的審判，並且整理撰寫台灣動員戡亂時期發生的事情的報告等。
 

另外一個馮·席拉赫數度被告知的，是在台灣引發激辯的議題：死刑。受訪以及論壇討論時，他一共被問了八次之多。
 
台灣仍舊一如既往實施死刑，實際要執行的是幾件特別嚴重的謀殺案件，蔡英文總統上任後，有將近兩年的時間沒有真正執行，去年八月執行了她任內的第一次死刑。四十多位被判死刑的人仍在牢裡，歐盟對於實施死刑一事定期提出批評，但根據問卷調查，台灣民眾十分支持死刑。
 
馮·席拉赫看得出來，有些記者態度明確的贊成死刑。「但我沒有聽到誰說出一個合理的論據，除了極其荒唐的死刑有嚇阻作用之外。我們在許多國家都看到這種態勢，但我們明白，嚴刑無法達到嚇阻作用。」

恐龍法官 

台灣的司法制度有很多地方很像德國，而這並非偶然。中華民國的刑法的確是在一九三五年以當時的德國刑法法典為基礎而修訂的，不同於德國者，是今日的台灣沒有陪審員。若進行司法改革時，台灣不久後應該向德國看齊，引進陪審員制度，或者建立一個類似英美法律系統的刑事陪審制。起因為近幾年來，批評「恐龍法官」，以及脫離現實、大部分台灣國民被蒙在鼓裡的判決的聲浪日益增大。
 
「法律永遠都必須是人們也能理解的東西」，也聽過這個論辯的馮·席拉赫說。「一旦法律或判決不再為人所理解，又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相距遙遠，司法到了某個時刻就會被迫合理。」有陪審員參與則比較理性。他認為，純粹的刑事陪審法庭隱含著做出情緒化判決的危險，「我覺得職業法官以及陪審員的混和體才是上上策，我想，這已經歷經考驗並獲得證實了。」
這是馮·席拉赫第一次訪問台灣，停留時間短暫但行程滿檔，他能獲致的深刻印象並不多。但他在此地的見聞仍有引起他注意的，「我們在德國難得一見，這裡的人非常非常的真誠，只要三十秒，他們幾乎就準備接受擁抱了。我到過日本很多次，那邊的情況剛好相反，那兒的人我之間有著你能想像的最大的距離。」
 
訪問過台北國際書展後，馮·席拉赫接著去北京旅行，這也是他第一次與北京打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