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新闻
科琳娜·西格蒙德
科琳娜·西格蒙德1982年生于达豪，现作为自由作家居住在柏林。此前，她曾在慕尼黑学习比较文学和哲学，并在波恩和巴黎取得博士学位。她写过短篇小说和戏剧，参加过戏剧编排，目前正在创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她曾获得数个文学奖项和资助，并受邀参加了柏林文学沙龙的散文工作坊，介绍自己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
在京驻留期间，科琳娜·西格蒙德将开始有声书《回乡》的创作。她将采访来自中国和欧洲的移民者，并围绕着回乡的矛盾心理这一核心话题对采访资料进行整理。难以名状的陌生感、与家庭的对立和对归乡后新生活的规划将成为书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归乡者的自述有矛盾和互补之处，它们之间存在共鸣，也反映了彼此的心声。在处理文献材料——访谈和实地采访录音时，这本书将采取轻松的态度：它不会提供任何答案，而是赋予了听众在话题和叙述间建立联系的自由。
科琳娜·西格蒙德将与声音艺术家马丁·鲁茨（www.martinlutz.eu）一道，对其在北京对中国文化的见闻进行加工处理。
众所周知，写作并不怎么受条件的限制，所需的只是一套桌椅和一支笔。可自从来到北京之后，我简单的书桌上却多了一样小物件。驻留伊始，我便手不离杯了。茶杯是我在地铁北新桥站附近的一家茶具店里买的，它有一个保温层，杯盖可以拧紧。现在，这个杯子就放在电脑旁触手可及的位置，里头有时候泡着茶，大多数时候灌着开水。有无数个北京人对我说过，没有可供暖手的茶杯和源源不断的热水，日子根本就没发过。这样看来，我已经是四分之一个中国人了。会过日子的中国人还有其他一些不可思议的优良传统，但它们就没有那么容易学了：穿着睡衣裤在马路上溜达，丰富的早餐，比如馄饨、包子和油条，随时随地可见的歌舞，还有微信——这也是最最重要的。就像在北京离不开茶杯一样，这儿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智能手机软件：用它可以交朋友、传照片、打车、点单和付款。只有学会用微信，你才算真正到了中国。而在初来乍到的前几天，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我像一个愣头青一样，带了个一切服务都离不开谷歌产品的廉价手机来到了北京。虽然我对防火长城早有耳闻，知道它可以将一切不良的外国影响屏蔽在中国的互联网之外，可当我将一张充好流量的中国电话卡插到手机里，却怎么都上不去网时，我还是有些不知所措。直到几天后，在早已轻车熟路的激发研究所助理尼克劳斯的些许帮助下，我才终于上了网，也注册了关乎生死的微信账号。在柏林和慕尼黑这类简单的城市里，你根本无法想象这个软件的地位。电子邮件和短信在中国早已过时，想要不落伍，就必须用微信。扫了微信二维码，加上了好友，一个朋友才算交全了。Whatsapp和Facebook的表情包也早已跟不上时代，微信可以添加一大批精致的表情包，精灵搞怪的表情完全取代了干巴巴的文字。
一张嘴，我就发现自己的语言能力根本不够用。无论是面对饭店神秘的菜单，还是在公交车站或是水果店里：在大多数情况下，肢体语言和画图都比B2水平的英语要实用得多。“你好”两个字，有时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一句“谢谢”，已经足以让北京人笑呵呵地伸出援手。等我在第三周学会了说“在那”，与人交流也开始变得得心应手。
我对周围的认知，也渐渐地从我所居住的胡同向外扩展。虽然我识字有限，但在东道主激发研究所提供的位于黑芝麻胡同的四合院里，与邻居交流只需说出“清真饭店”、“另一个清真饭店”、“服务态度很好的那家餐馆”、“粥店”、“面店”、“煲汤店”、“河南饭店”、“酒庄”这样的地名就足矣。更为简单地方法是用微信分享地图位置。不论如何，从我脑海里的这张地图中，就不难看出中国的一切都与吃密不可分。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吃都是第一要务。跟中国丰富的各式菜系相比，德国菜根本就排不上号。
如果说我的日常生活半径仅限于东城区，那定期骑自己淘来的老式自行车出行的经历，则大大丰富了我对北京的认知。甚至去位于朝阳区四环外的歌德学院，蹬自行车往往也比打车来得快，因为出租车经常会被堵在路上。不管怎样，在交通问题上，你必须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因为路上行驶的大小车辆都不守交通规则，也不懂互相谦让。在堵在快速路上的汽车夹缝间，常有摩托车呼啸而过；天色已暗，大货车司机却偏偏舍不得打开大灯；红绿灯形同虚设，其主要功用似乎只是为城市的灯光设计增光添彩。所幸因为路上总是拥堵，车也开不快。相互礼让更是一句空话。还有，千万别忘了戴上口罩，吸进肺里的雾霾，的确会产生不良反应，比如说北京咳……
在北京写作又是怎样一番体验呢？一开始我什么都写。作为初来北京的新人，我起初只能多看多听，以及尽可能地多吃。我听到的东西，深深地吸引了我，也对我的写作计划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对于我这样一个语言不通的人，北京首先就是各式各样的声音：中文的四声和转调，几近悄无声息的街头吐痰和拉面店擀面，电瓶车的呼啸，傍晚胡同里自行车链条的咔咔声，垃圾车倒车时的语音提示，机场快轨幽灵般的怒号，还有后海附近酒吧里现场音乐会的躁动。在这一背景下，我也将创作一部关于陌生感和异国生活的戏剧的计划，换成了一部广播剧。
北京就是声音。它在嘈杂的熙攘声中与我道别，而我已经开始期待它再次将我召唤。
我像一个愣头青一样，带了个一切服务都离不开谷歌产品的廉价手机来到了北京。虽然我对防火长城早有耳闻，知道它可以将一切不良的外国影响屏蔽在中国的互联网之外，可当我将一张充好流量的中国电话卡插到手机里，却怎么都上不去网时，我还是有些不知所措。直到几天后，在早已轻车熟路的激发研究所助理尼克劳斯的些许帮助下，我才终于上了网，也注册了关乎生死的微信账号。在柏林和慕尼黑这类简单的城市里，你根本无法想象这个软件的地位。电子邮件和短信在中国早已过时，想要不落伍，就必须用微信。扫了微信二维码，加上了好友，一个朋友才算交全了。Whatsapp和Facebook的表情包也早已跟不上时代，微信可以添加一大批精致的表情包，精灵搞怪的表情完全取代了干巴巴的文字。
一张嘴，我就发现自己的语言能力根本不够用。无论是面对饭店神秘的菜单，还是在公交车站或是水果店里：在大多数情况下，肢体语言和画图都比B2水平的英语要实用得多。“你好”两个字，有时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一句“谢谢”，已经足以让北京人笑呵呵地伸出援手。等我在第三周学会了说“在那”，与人交流也开始变得得心应手。
我对周围的认知，也渐渐地从我所居住的胡同向外扩展。虽然我识字有限，但在东道主激发研究所提供的位于黑芝麻胡同的四合院里，与邻居交流只需说出“清真饭店”、“另一个清真饭店”、“服务态度很好的那家餐馆”、“粥店”、“面店”、“煲汤店”、“河南饭店”、“酒庄”这样的地名就足矣。更为简单地方法是用微信分享地图位置。不论如何，从我脑海里的这张地图中，就不难看出中国的一切都与吃密不可分。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吃都是第一要务。跟中国丰富的各式菜系相比，德国菜根本就排不上号。
如果说我的日常生活半径仅限于东城区，那定期骑自己淘来的老式自行车出行的经历，则大大丰富了我对北京的认知。甚至去位于朝阳区四环外的歌德学院，蹬自行车往往也比打车来得快，因为出租车经常会被堵在路上。不管怎样，在交通问题上，你必须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因为路上行驶的大小车辆都不守交通规则，也不懂互相谦让。在堵在快速路上的汽车夹缝间，常有摩托车呼啸而过；天色已暗，大货车司机却偏偏舍不得打开大灯；红绿灯形同虚设，其主要功用似乎只是为城市的灯光设计增光添彩。所幸因为路上总是拥堵，车也开不快。相互礼让更是一句空话。还有，千万别忘了戴上口罩，吸进肺里的雾霾，的确会产生不良反应，比如说北京咳……
在北京写作又是怎样一番体验呢？一开始我什么都写。作为初来北京的新人，我起初只能多看多听，以及尽可能地多吃。我听到的东西，深深地吸引了我，也对我的写作计划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对于我这样一个语言不通的人，北京首先就是各式各样的声音：中文的四声和转调，几近悄无声息的街头吐痰和拉面店擀面，电瓶车的呼啸，傍晚胡同里自行车链条的咔咔声，垃圾车倒车时的语音提示，机场快轨幽灵般的怒号，还有后海附近酒吧里现场音乐会的躁动。在这一背景下，我也将创作一部关于陌生感和异国生活的戏剧的计划，换成了一部广播剧。
北京就是声音。它在嘈杂的熙攘声中与我道别，而我已经开始期待它再次将我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