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依然行
历史上的武汉——20世纪上半页武汉的意义

席卷世界的新冠疫情让武汉这个有可能是病毒发源地的城市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20世纪早期武汉在全球国际化城市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几乎已被西方世界遗忘。

作者: 艾伊娜博士（Dr. Ines Eben v. Racknitz)

    中国自70年代末经济开放以来，焦点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东，其发展令人瞩目。要是从19世纪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在上述几个省市之外还需加上武汉。1900年前后武汉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城市之一，被称为“东方的芝加哥”，1900年的一份美国杂志首次提到，英国来华商人 阿奇博尔德·约翰·里特尔（Archibald John Little）1905年也曾这样称呼武汉。美国传道士戴维·希尔（David Hill）在19世纪80年代如此描述武汉，“从经济上看，汉口是东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不只是湖北省各地，还有方圆几百里周边省份的民族商人都汇聚在此，武汉因此发展成为重要商都。那是中国中部外国商人和中国买主之间的盛会，一个美妙的商业中心，一个中国的国际都市。”如今武汉由三个区域组成，汉口是其中一个区域，汉阳、武昌与之并驾齐驱。武汉位于中国中部中心，处在汉水与长江中游的交汇处，通水路和陆路，往来便利，地处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这几大区域的中心。
 
    在当今的城市网络中，武汉作为贸易城市不仅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还是重要历史事件的纪念地，这些事件对于中国20世纪的历史性自我认知都有决定影响。西周时期（公元前1044-前761年）武汉就是行政管理所在地，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是吴国的首都。到了宋朝（960-1279年），汉阳发展为一个小型贸易地区，但始终处在周边汉口（当时名为夏口）的阴翳之下。汉口则从12世纪起发展成为中国的四大贸易城市之一，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19世纪，汉口商业繁荣，以经营茶叶和棉花为主，到太平天国运动时期（1852-1864年）汉口已拥有百万人口。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8-1860），清政府在境内与英法联军作战败北，被迫在天津（1858）和北京（1860）签订条约，允许外国在北京设立使馆，在沿海和内地长江流域的汉口开设口岸，以便与西方公开贸易。武汉由此成为欧洲以及日后德国的殖民统治的现场和实施地点。

    从1861年到1896年期间，汉口作为租界被迫划分给英国、法国、日本、德国和俄国。外国建筑设计师很快被任命按照欧洲殖民风格在长江沿岸进行规划，就像在天津、上海、广州一样，而那些建成的拥有花岗岩外墙、廊柱、红瓦房顶和塔楼的建筑物随即成为领事馆以及重要贸易公司的所在。租界弥漫着欧洲氛围，汉口的中国居民不得随便进入，租界中心设有汉口海关，江汉路优雅华丽，来自各国的商品都在此进行装卸。虽然租界的殖民建筑风格给城市带来的印记保留至今，但这段历史很短暂，汉口德国殖民史从1895年持续到1917年一战结束。

    在今天武汉人的历史认知中，这段殖民历史并不重要。如果向一个武汉人问起这段历史，他首先想到的是20世纪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注定促使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的兵营拉开了序幕，而不是在北京，辛亥革命结束时清王朝被推翻。1926年汉口被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占领，国民党用中英管理机构替换了英国领事馆领事。武汉也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地方，国民党在汉口设置了大本营，共产党在武昌建立了基地。20世纪30年代日军占领中华民国国都南京后，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引起了国际瞩目。汉口对日军进行顽强抵抗，许多欧洲的激进分子、文学家、摄影师都发现汉口的斗争与西班牙内战有相似之处，1938年，不仅有重要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治家，而且还有很多西方人士都聚集在汉口，例如，玛格南摄影通讯社的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以及艾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W.H.奥登（WH Auden）和克里斯多福·伊舍伍（Christopher Isherwood）, 他们于1938年为欧洲和美国的报纸报道武汉战役。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落入日军手中，直到1945年。1949年汉口、武昌、汉阳被共产党攻下。
 
    1949年以后毛泽东把武汉建为以钢铁、化工、电力为主的工业中心，1978年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武汉的玻璃纤维技术和汽车制造技术发展迅猛，尤其是透过与法国的合作。由于武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具有核心意义，所以一直以来受到政府的重视，尤其是在抗洪方面——武汉定期遭遇洪水的侵袭。因此新冠肺炎对于中国主席习近平而言是一场特殊的考验，它发生在一个中国历史上拥有特殊地位的中国中部的要害地带。
 
    近年来，武汉的城市发展才开始重新将欧洲留下的遗产纳入视野。最近重新开放的江汉关博物馆深入介绍武汉古代史和近代开埠以来的历史发展演变，所有对汉口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都不妨进去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