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依然行
理查德·石格司与汉口的中立区（1938至1939）

对于建筑师石格司的业绩人们至今都知之不多。他的名字曾经出现在一份1908年的来沪旅客的名单上。1912年时，在汉口的德国租界内，他以建筑师的身份负责对坐落在市政厅旁、供本地警察使用的住宿楼进行扩建。但除此之外，他在这座城市作为建筑师的工作就少为人知了。

作者: 爱德华·库格博士（Dr. Eduard Kögel）

    1937年，日本在侵华过程中对上海发动了进攻，致使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迫在眉睫。法国耶稣会士饶家驹（Robert Jacquinot）通过与中日双方的协商，达成为上海平民设置一个安全区（即饶家驹安全区）的协议，这一模式也在1938年为身处南京的约翰·拉贝（John Rabe）提供了借鉴。1937年底，国民政府的某些部门从南京迁到武汉，几乎同一时间，数十万难民也在1938年初涌入。同年，为了10月份在武汉也创设一个平民保护区，饶家驹神父先后前往美国、日本以及国民政府当时的所在地重庆进行磋商。该安全区域设立在汉口的原外国租界地。为了管理它，人们还成立了汉口难民区委员会，由德籍建筑师理查德·石格司（Richard Sachse）负责相关的必要规划。该委员会由国际人士组成，他们主要是基督教团体的传教士，分别来自德国、意大利、法国、美国和英国。

    对于建筑师石格司的业绩人们至今都知之不多。他的名字曾经出现在一份1908年的来沪旅客的名单上。1912年时，在汉口的德国租界内，他以建筑师的身份负责对坐落在市政厅旁、供本地警察使用的住宿楼进行扩建。但除此之外，他在这座城市作为建筑师的工作就少为人知了。石格司最重要的贡献应该是他在1929至1936年期间、和亚伯拉罕·列文斯比尔（Abraham Levenspiel）共同参与修建的的国立武汉大学。现在，相关的建筑已被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其总体设计出自美国建筑师弗朗西斯·亨利·开尔斯（Francis Henry Kales）之手。

    1938年时，国民政府放弃武汉，逃往重庆。在武汉当时的125万城市居民中，只有40万的老迈病弱与儿童滞留未走。1939年春，石格司回到纳粹德国之后，汇报了自己在汉口的经历。
 
    1938年10月中旬，饶家驹赶到汉口，并与所有的相关方面进行斡旋，直至日军于11月占领武汉。石格司除了负责临时住所的总体规划、材料采购以及临时厨房的建造之外，还承担起后勤方面的工作。大家预先修建好做饭的炉灶，来自各国的外籍女士也纷纷表示愿意来厨房为难民准备一日三餐。最初，人们计划用席垫在设立于前租界地带的安全区内为十六万难民搭建临时住所。但是，石格司只能采购到让六万人得到临时住处的建筑材料。因而，外国公司的某些正闲置的仓库也被临时派上用场。当时的住宿密度极高，每个人的使用面积为1.5平米。霍乱等传染疾病又雪上加霜，因为滞留在汉口的中国家庭不仅最为贫困，而且还常常因疾病困扰而疲弱不堪。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样无法保障难民拥有基本的居住条件。于是，饶家驹与当地日军展开协商，寻求其他解决方案。沿汉江展开的武圣庙城区一向是中国民众的聚居区，但因为以前的居民大多已经逃亡，基本上陷入了十室九空的状态。所以，饶家驹通过协商致使该地区被划为难民所用。  
    纳粹党成员石格司受托，将收容在原德国租界的三千名难民转移到2.5公里以外的武圣庙城区。借助佩戴在手臂上的纳粹党十字标志袖章，他把任务完成得还算不错。除了商讨输送路线之外，他还必须与日军谈妥有关通行证的事宜。当然，迁移病弱、年老的难民与孩子也并非易事。石格司曾这样写道：“早上，在给难民发放了双份饭量之后，我们召集了六百个人作为转移的第一批人员。我将在前面带领队伍。大概五个男人负责维持秩序，四到五位爱尔兰修女被分散安排在整个队伍中。”但即将出发之际，难民害怕起来，希望留在原地。经过艰难的协商、在四个小时后，石格司成功地将第一批难民带到了2.5公里之外的新营地。随后，小群的难民分批而来，直到达成协议，将剩余的难民用船只运输到营地。同时，其他难民也从另外的城区迁入到这一新难民营中。到1939年1月初，这里已经收容了超过十万名难民。石格司在其文章结尾部分记述了自己与出任营地负责人的爱尔兰主教的会面，后者对转移难民的联合行动称赞有加，这令石格司感到格外自豪。     那时，生活在中国的德国人大约有四千五百名（不包括犹太难民），而生活在上海的德国人就占去其中的一半。依据阿斯特丽特·弗赖艾森（Astrid Freyeisen）的查考，德国国社党党员的第一个党小组在1931年成立时，其地点是上海还是汉口，至今尚无定论。不过，该组织在汉口的成员数目始终未超过30名。石格司在党内的表现并不突出，由此可以推测，他的入党是一种投机行为。如他所述，在1938至39年间，出于人道主义原因，他希望帮助滞留汉口的中国难民，而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也抵达了上海，他们也同样急需援助。但是，石格司在他的报告中对此却只字未提，因而可以肯定，他并没有投身其中。
 
    在饶家驹神父的领导下，各个教会团体展开的通力协作很可能让汉口避免了重演南京大屠杀的人间惨剧。作为纳粹党成员的石格司是这个救助行动中的众多参与者之一，他坚信，自己的党员身份对救援的顺利进行功不可没。他们在汉口原德国租界的建筑物屋顶上摆放了大型的纳粹党的十字标志，以便免遭日军的空袭，并使得躲入那里的人们得到保护。在日军占领武汉之后，这一前租界地区成为了他们的首选驻军区，因为这里几乎没有遭到破坏。当时为《曼彻斯特卫报》进行现场报道的美国新闻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在日后的报道中赞扬了近40万中国人被救的义举，不过，他们之所以被救，是因为外国工厂与日本的战争机器需要任其奴役的劳力。
 
参考资料：
阮玛霞（Marcia R. Ristaino）：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斯坦福，2008年
理查德·石格司（Richard Sachse）：我们伸出援手！汉口德国社区对中国难民实施救助的报告，选自：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德国人，海外德国协会联合会编辑，柏林，1939年，107-118页
阿斯特丽特·弗赖艾森（Astrid Freyeisen）：上海与第三帝国时期的政治，维尔茨堡，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