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依然行
已知与未知
高校终于开学了。这是 9 月 1 日，武汉解封后的第 145 天。
作者: 刘璐天
媒体头条上充斥着花花绿绿的被子，它们被人从尘封大半年的宿舍中取出，铺满操场、窗框，或是搭在许久无人光顾的足球门上。这被认为是这座城市重现活力的一个重要景象——年轻人回来了。根据教育部及武汉统计局截至 2019 年的数据，武汉有 83 所高校，数量仅次于首都北京；专本硕学生共计 115.62 万，超过全市常住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
我母亲任教于其中一所高校。三个校区中曾有一个被征用为隔离点，容纳来自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密切接触者。9 月 2 日是她返校的第一天。余下四个月将是她退休前最后一段能与学生相处的时光。第一堂课从早上 8 点开始，长达 90 分钟，有近 70 人出席。和以往不同，没人迟到，也没人进出如厕。讲完课，母亲问”这样的方式行不行”，学生们鼓起了掌。
这让她松了口气。
过去半年，线上授课把她折磨得够呛。这所二本院校的学生大多来自湖北省内、武汉市周边城镇，经济条件一般。母亲授课的班级有三分之二家中没有电脑，正式开学前只能用手机上网课。为了保证视听效果，年近 60 岁的母亲学会了在腾讯会议和校内授课系统间切换，还给她用了 12 年的 thinkpad 配上一副头戴式带麦耳机。但这仍比不上面对面授课，“没有眼神接触，感受不到学生的反应”。一个大二学生与她分享第一天上课的心情，没有提及疫情或是网课，反倒是忧虑重新分配专业后如何适应新环境。
母亲和她的学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除了随处可见的口罩和健康码，一切似乎没有很大变化；生活回归正轨后，迫近的问题仍然是琐碎的、日常的。所谓的“新日常”，更多是这座城市不得不面对的老问题。
零售，一个城市的消费侧影
高校选择了网课，而购物中心们则涌向直播及电商平台。距离我母亲学校不到三公里就是光谷。这里聚集着众多科技园区和高校，商圈也随之形成。本地媒体常用”武汉硅谷“来称呼它。5 月 20 日，我在世界城光谷步行街四层遇到 43 岁的安徽人周航时，她正在清理柜台。
周航的生意没有撑到学生归来。到武汉十几年，她一直在汉正街打工，去年刚以每月 2 万多元的价格租下一个 60 平米门店，销售从几十到几百元不等的平价女装。顾客主要是附近的大学生，日均营业额可以破万。但疫情之后，“一天能卖出 200 块都不错了。说是 4 月 8 日解封当天恢复营业，但到五一才真正放开。”由于当时高校尚未开学，不少小区也没有解除封禁，即便开业也生意寥寥，到下午 5 点已没什么人。步行街的商铺大多为私人承包出租，房东未给予租金优惠，另外还需缴纳每月 2000 元的物业费。周航无力承担这些开支，决定关店休息，价值十几万元的冬款库存也委托其它店铺打折处理。
所谓的“新日常”，更多是这座城市不得不面对的老问题。
这使得一直在谈论“新零售”的零售商们终于有了实际行动。它被冠以诸多名目，如“非接触经济”、“直播带货”、“宅经济”。港资购物中心 K11 以及台资的群光广场都借助微信小程序开始直播，轮番推出从美妆到家居品牌的折扣活动。运营十年的买手店 HCH 在武汉有五家门店。主理人胡春晖告诉我，疫情期间他们通过微信群和朋友圈维持与老客人的联系，每月销售额仍能维持在十几万元，但库存压力让他们意识到生意不能只局限在武汉，最终决定开通天猫旗舰店。
很少有人具体谈及这么做的实际效果如何。不过，根据《长江日报》报道，今年二季度武汉市网络零售额达到 532 亿，环比增长 46.6%。从 5 月 14 日持续至 6 月 1 日的全民核酸检测可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场检测覆盖全市近 990 万人，检出 300 名无症状感染者，没有发现确证病例。社区的封禁政策随即放宽。到 6 月底，各方发布的数据似乎也好看多了。6 月 25 至 27 日的端午节假期间，聚集了众多快时尚品牌的楚河汉街客流达到 25 万人次，三天销售额为 1800 万元。支付宝的数据则显示，以餐饮著称的吉庆街交易额比五一增长 61%，购物人数增加了 96%；露天商业街武汉天地的日均交易额也比五一增长 37%，购物人数增加 53%。
疫情成为一个触媒，加速变化。
7 月，天气变得炎热，暴雨不断，气温最高达到 39 度。不少出行者习惯把口罩拉到下巴上；购物中心门口虽仍设有健康码、远红外线测温仪甚至是消毒机器人，但人们已经可以自由进出，不再被强制要求完成所有流程。话题的重心从疫情转向了洪灾。
实际上，和新经济有关的讨论从 2016 年 10 月马云第一次在阿里云栖大会提出“新零售”这个词，就已展开。但在武汉的零售消费领域，它的进展更为迟缓。和其它新一线城市相比，武汉的零售面貌原本有其特殊性。这座城市的首条地铁 2012 年才开通，商圈得以向外扩展；此前一年才开始谈论”退二进三”，将中心城区的传统工业迁到三环外，给第三产业让位。位于中心城区的商圈基本都归属于武汉国资委旗下的四家上市公司，包括武商、中百、中商以及汉商集团。这意味着非本土、民营性的外部商业力量进入得也较晚。2010 年，汉口菱角湖的万达广场才第一次将 ZARA 和 H&M 带入武汉。2017 年，K11 在光谷开业后，试图引入在上海受到欢迎的体验式消费项目，比如亲子手工课，却发现这里的消费者对此兴趣寥寥——更受欢迎的是奶茶店。
2019 年，武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449.64 亿元，排名全国第六，除北上广外仅次于重庆和成都。但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北京和上海的 60%。这里的人们更加注重性价比，“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新潮“，戴德梁行的一位负责人对我说。
去年九月，腾讯持股的永辉超市收购中百集团 6906 万股份。K11 汉口店、武汉恒隆广场和华润万象城等将于 2021 年开业，更多元的商业力量进入这座中部城市。“过去人们可能会想，做不做电商，客流量还是这样的。”戴德梁行的这位负责人说，“疫情成为一个触媒，加速变化。”
东湖，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
8 月 15 日，磨山脚下，一场名为“跳东湖”的活动从下午两点持续至傍晚七点半。年轻人们穿着荧光橘色的救生衣，从红色栈桥助跑跳入湖中。小树林中支起一些白色帐篷。有 DJ 打碟，有本地面包店、精酿啤酒品牌在临时市集上为人们的吃喝玩乐提供便利。“人们需要积极的情绪，需要鼓励、需要向前看。“这场活动的组织者之一、18号酒馆主理人光头说。我们的对话发生在武汉解封次日，除了光头还有几个媒体人和摄影师。对于解封当天江滩两岸那场隆重的灯光秀是否有必要，我们产生了分歧。正如”跳东湖“是否应该变成一个文创品牌，成为商业推广的某种介质。
“跳东湖”最初其实具有完全相反的意味，是一场针对地产商填湖造地行为的艺术活动。2010 年 3 月底，深圳华侨城集团以 43 亿元获得武汉东湖风景区及周边地区 3167 亩土地，计划建造两座大型主题公园（欢乐谷和水乐园）、两个高档楼盘和两个高级度假酒店。但《时代周刊》记者姚海鹰在调查中发现，划归华侨城的土地中有 450 亩实际为东湖湖岸及水面，有填湖造地的可能。报道发布后，华侨城的计划引起了不少市民的抗议。虽然此后华侨城集团发表声明，称“媒体报道严重不属实”，但随后武汉本地媒体上只留下了对项目的正面宣传，一些前往现场的市民也发现填湖行为已经发生。
李巨川和艺术家李郁于是决定发起“每个人的东湖”计划，“以艺术的方式开辟一个讨论的空间，为关注这个项目与东湖前途的人们创造一个发出声音、表达意见的机会”。他们设立官网，建议每位参加者自行到东湖边创作一件有关东湖的作品。从当年的 6 月 25 日到 8 月 25 日，共有 53 组人士报名参加了这项计划，包括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朋克乐手、音乐人、剧场工作者、诗人、学者、程序员等等。
艺术家刘真宇参与“东湖计划”的作品就叫《BMX 跳东湖》。他平时喜欢玩 BMX，一种小轮自行车极限运动，于是在 2010 年 7 月组织武汉 no parking 车店的 BMX 爱好者们在武汉大学凌波门的湖边“骑车跳湖”。在给李巨川的报名邮件中，他写道，由于他的声音不能改变政府的意志，所以他更愿意通过这个作品让自己感受到自由与快乐，他也希望参与者能通过这个作品更加清楚“快乐与自由”是什么。李巨川肯定了这层意义：“这是一种个人的空间生产对于城市空间生产的抵抗。实际上，它也短暂地扰乱了由权力系统所安排的城市空间秩序。”
“每个人的东湖”并没有影响武汉华侨城项目的进展。2012 年初，华侨城第一个子项目“欢乐谷”正式开业，筲箕斗以北的“两百亩”湖区及原东湖渔场的部分鱼塘很快被填平。一批住宅楼随后拔地而起。如今，东湖的大部分堤岸都被人为改造为绿道。
不过从 2010 年到 2016 年的夏天，《BMX 跳东湖》还是连续举办了七次。从第三年（2012 年 8 月）起，18 号酒馆参与赞助。到第六年（2015 年），刘真宇和其他组织者产生了分歧。他认为跳湖的目的是“为了抵制开发商违法填湖商品房”，而其他人则认为跳湖是为了保护环境，于是这年夏天出现了两次“跳湖”——刘真宇组织的更原始随性，其他人组织的那次则成了一个小型音乐节，有专业 DJ、水上蹦床等娱乐设施，还有航拍记录，上了百度新闻首页。
后者的做法显然更受到市场欢迎。疫情之后，它再次被提上日程。原本停滞的城市改造又接着继续。或者说，对于城市发展的渴望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了。花楼街、清芬路等历史悠久的街区又挂出了与拆迁相关的红色横幅。“疫情告诉我们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一条横幅上写道。与士绅化、城市公共空间的相关讨论却很少被提起。
刘真宇今年没再参与“跳东湖”。他和朋友们做了一款名叫“哨子”的咖啡。最初参与过东湖计划的几位艺术家则在 8 月 29 日接力实施了一系列行为艺术，地点不断转移，途经蛮王冢——一处于 1959 年被挂牌为文化保护单位、如今成为垃圾堆的历史遗迹——到尚未被改造为绿道的一小段东湖湖畔。“我们在一起，制造一个场域，然后把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让做了和没做一样。”一位艺术家评价说。
人口，一个城市的发展难题
32 岁的章丽在快时尚品牌 Urban Revivo 做店员。她原来每个月有 186 个小时在工作，疫情之后减半为 90 个小时，每月收入少了 1000 元。由于要和丈夫负担每月 4000 元的房贷，这让她感到焦虑，但也觉得非常幸运，至少没有失去工作。章丽的担心有据可循。武汉本地市场研究机构恒诺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为了控制经营成本，41.18% 的企业采取了降薪、裁员等方式减少固定支出。
对于拥有 83 所高校的武汉来说，毕业生们的处境也尤为艰难，在留学、考研和就业三种选择面前难以抉择。受疫情影响，今年的春季招聘会、研究生复试以及毕业论文答辩均延期。根据武汉市以及湖北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各自公布的数据，2020 年武汉应届高校毕业生为 31.7 万人，较去年增长 9.3%；全湖北省毕业生总数则预计超过 44 万。在全国，这个数字是 870 万。
2018、2019 年，全国的考研人数分别是 238、285 万。到今年，这个数字飙升至 341 万，增长 56 万。不过教育部宣布的研究生扩招人次仅 18.9 万。
高校纷纷组织线上招聘会。一位湖北大学毕业生在接受本地媒体采访时说，她一方面不适应“一纸定终身”的方式，一方面担心即便工作找到了，也无法在 6 月毕业后及时入职。
湖北省人事局于 3 月提出，今年湖北公务员将扩招 20%，预计 6800 人。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总会计师吴刚在 4 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将“深入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就业创业工程，努力让高校毕业生在武汉就业有位、创业有门”。
“百万大学生留汉就业创业工程”这个说法自 2017 年 2 月就已提出。简单来说就是希望“5 年留住百万大学生”。武汉首创的政策是毕业生如果在本市落户，租房买房打八折。在中国，户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教育、医疗、社保等资源都跟户籍挂钩或优先本地户籍居民。这项政策当年也的确吸引了 14.2 万大学生落户，是前一年的 6 倍。
人才流失——这实际上是武汉以及诸多非一线城市一直面临的问题。2016 年，已经被纳入一线的深圳最早开放大学生直接落户门槛。2017 年，西安、乌鲁木齐、福州、长沙、成都等 14 个城市又先后宣布人才新政，武汉也在其列。 接下来的 2018 年还没过去一半，又有 14 个城市发布类似政策。
2019 年 12 月 18 日，武汉市委组织部人才处宣布，截止 2019 年 10 月，大学生留汉人数已超 100 万，这意味着武汉提前两年完成了目标。12 天后，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那份《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