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美瑞安·梅克爾
三十年後與台灣重逢

法蘭克福書展徵詢德國作家們，二零一九年二月是否有願意來台北出席國際書展時，美瑞安·梅克爾是最早答應的作家之一。這麼快就做了決定的原因是：梅克爾早就和台灣打過交道了，大約三十年前，仍是大學生的她曾在台北住了一年。這次是她與台灣重逢 – 也是再次來到台灣；這個我們稍後再談。

梅克爾是作家、記者，擁有多重身分。她的職業生涯發展得特別快，當過電視節目主持人；九零年代，才三十出頭的她，成為德國當時最年輕的通訊科學教授；然後當上政府發言人，以及北萊茵—威斯特法倫（Nordrhein-Westfalen）州政府主任秘書。幾年後她飽受筋疲力竭之苦，這些她都寫進《寫給我的生活的信》（Brief an mein Leben）；此書二零一一年出版，也在台灣出了譯本。過去幾年中，梅克爾先當上總編輯，二零一七年並成為著名的雜誌《經濟週刊》（Wirtschaftwoche）的發行人。目前她潛心鑽研科技變革及其對人類思考和行為之影響。二零一八年，她出了《我的腦袋屬於我自己：環遊出租腦袋美麗新世界之旅》（Mein Kopf gehört mir: Eine Reise durch die schöne neue Welt des Brainhacking）這本書。 

在台北的訪談

這些境遇出現之前，她於一九九零年在台灣住了一年。書展期間我在德國館，趁她上台參加一場以人工智慧為題的討論之前，問起這件事。
 
「我喜歡這個提問。我那時在台北過了非常美好的一年，能夠回來看看有那些改變，我很珍惜這個機會。」
 
一九九零年時，梅克爾時在明斯特（Münster）上大學，也選了漢學系，主要研讀的是：孔子學說以及古文。她因為想學說中文，學寫繁體字，所以來到台北，進入當時就廣受好評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文中心。
 
「我住在市中心，與松江路上的一個台灣家庭共同生活，一切都好得不得了。當時年輕的我學到好多東西，全心投入，甚麼都想嘗試一下。我經常走路，我向來都用徒步來征服一座城市，這樣你的觀察才會截然不同。」
 
一九九零年的台北與明斯特或其他的德國城市很不一樣，那時的差別更甚於今日。
 
「那時的路牌上沒有英文，沒有捷運，交通一團亂，大部分的人戴著口罩到處走，空氣因為幾百萬輛的摩托車而汙濁不堪，以至於炎炎夏日真的很難熬，有時候會喘不過氣來。我想，時至今日空氣品質仍然受到批評；但我們在德國也在討論與空氣汙染、禁止開車，其他諸如此類的議題。這些始終與發展狀態以及人們具有的可能性息息相關。我覺得現在的空氣比從前好的多，但這不表示空氣好到不必繼續努力以圖改善的程度。」

「那是一段精彩時光」

梅克爾和來自各國的大學生以及同齡的台灣人共同度過那段時光。
 
「一點兒問題也沒有，你很容易交到朋友。他們帶我去品嘗無論風格或吃法都很特別的早餐，帶我見識八十七種品茗綠茶的藝術。我們也一起上電影院，或者去所謂的MTV，一種租借影片的店，然後和一小群人坐在一間小包廂裡，以便享有一些些私人空間；台北的居住空間十分擁擠。很多東西從無到有，師大校區有Pop-Up酒吧，你先爬上狹窄的樓梯，走進一個房間，房間裡放了許多張掛著紗帳的老式床鋪。坐在這種床上，花生米就在一旁，開瓶器掛在一邊，然後開始喝擺在床上的啤酒，一直喝到躺在床上，好好睡一場醒酒覺為止。那時候甚麼都有，從這一點看來，那段時光真精彩。」
 
一九九零年，解嚴已歷三年的台灣仍舊不是民主國家，但那時的梅克爾覺得這並不很重要。
 
「中國剛血洗了天安門廣場，相較之下在台灣的人感覺好多了，申請簽證的確相當麻煩，有一大堆規定；你永遠不知道是不是通通過關了。有幾位同學必須出境，然後再入境。我自己也觀賞過一次向蔣介石致敬的盛大閱兵典禮，士兵們舉著他十六平方公尺的巨型肖像穿過城市。但那也是台灣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的時代，民主化是第一步，第一波環境保護運動、第一次發聲的婦女運動等一一展開。這些我那時全都參與了，興奮得不得了。」
 

「一場冒險之旅」

梅克爾不只在台北探奇，她還搭巴士去東海岸的花蓮。
 
「一路上驚險萬狀，車子從土石流剛沖垮一半路面的深谷旁駛過，中間又穿過只見農人們耕作方式極為簡單，文明設施程度落後很多的區域，我也看到了茶圃。花蓮的旅館才遭遇了一次淹水，房間裡的積水有二十公分那麼高，而且一次又一次天搖地動。因為太魯閣峽谷有翻覆的危險，誰也不准進入；那是一場冒險之旅，我到今天還回味無窮。」
 
對今日年輕的旅客來說，這些簡直難以想像：那個時候不僅沒有網路，連手機也尚未問世。
 
「我和我熟悉的世界完全隔絕了，電話是聯絡工具之一，偶爾我會和我的父母親通話，他們打有線電話到我的接待家庭，另外就是寫航空信了。」
 
梅克爾和這個接待家庭感情甚篤，離開後多年仍然保持著聯繫，她說；但不知甚麼時候就斷了線。
 
「當時的信我都保存了起來，這次啟程前又看了一遍，我在其中一封我父親寫給我的信的信封上，找到了我接待家庭的地址。等到我把書展的所有行程都履行完畢，我要去那裡，看看那棟房子是不是還在。如果房子還在那兒，我就去按門鈴，看看接下來會怎麼樣。」
 
旅台一年之後她的中文進步很多，梅克爾說；但記住的並不多。離開台灣以後，這些年來她未曾再返回。 

「有時候生涯的發展就是和我們計畫的不一樣。」

「我一直有個夢想，想要成為駐外記者，並且真正有運用那門語言的能力，可惜沒有如願。我的中文差不多忘光了，因為我幾乎從來沒有用過它。我會說；我不吃肉，或者我要叫一輛計程車，但我不再能隨興的天南地北的聊天。我也還認識一些字，像禁止停車之類。奇怪的是，我在工作上有了非常不一樣的發展，反而和美國往來頻繁。我問自己這是怎麼回事？有時候生涯的發展就是和我們計畫的不一樣。但我一直想要再來台灣一次，就算沒有書展，有一天我也會來。」
 
儘管如此，身為記者以及出版人的梅克爾，這些年間依然在媒體上關注台灣的發展。
 
「關於台灣的報導並不多，而這不符事實比例，我每次都有點兒生氣。這個國家始終籠罩在中國的陰影之下，原因之一是中國過去幾十年間在經濟方面驚人的發展，當然這也和中國強硬施壓，盡量不讓台灣被公開承認有關。」
 
梅克爾因此也要利用這次來訪研究一番，然後在她自己擔任發行人的雜誌《經濟週刊》上，寫一些與台灣有關的文章。
 
「我和台灣的數位政務委員有個約，想看看這裡的發展，以及從科技變革的觀點來看，台灣過去幾十年來發生了那些變化。這是一個小小的修補，但我至少就要這麼去做了。雙方都有濃厚的興趣，但比較是從台灣這邊看德國，德國那邊還必須先激發出人們對台灣的興趣才行。這方面我們可以努力。」

 「兩德統一那天在台灣」

德國是這次書展的主題國，主題訂為「德國故事」，繞著會在兩國引起爭論的議題打轉。一九九零年十月三日，兩德統一那天，梅克爾人在台灣，她記得這件大事多麼引人矚目。不同於今日，那時與「中國大陸」統一的遠程目標仍是一個尚未遭到質疑的國家原則方針。
 

「有一次我去參加德國商會的慶祝活動，會場上瀰漫著一股極不尋常的氣氛，活動結束後這個問題還不斷出現：德國統一究竟是不是台灣與中國的榜樣？能和平地做到這種事，不是嗎？以台灣而言，這個議題直至今日仍具有現實意義。除此之外，這次我從談話中得到了一個世代差異的深刻印象，年輕的一代很明顯的自信滿滿，覺得台灣是一個自主而且獨立的國家。」
 
許多其他方面的改變，梅克爾這次都注意到了 – 但也有一些保持不變的東西。譬如說大部分的台灣人基本上很友善，至少對西方旅客是這樣。

「這裡的人就是很關心、樂於助人，今天會講英語的人比從前多的多，但基本特質都很類似。台北當然在很多地方往前邁了好大一步，在很多地方，與交通基本設施有關的，空氣，以及像一零一大樓那散發出一定程度現代化光彩的建築物。另一方面，我找得出這座城市三十年前就已經形成的很多對比。您若是去散步，您一定會無意中窺見小吃店廚房的後門，看起來和以前一模一樣。昨天中午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一家這樣的小吃店吃飯。花了兩歐元，吃了一碗加了很多青菜的湯麵。味道美極了，我心想，這和三十年前的感受完全一樣，讓我小小的惆悵了一下。」
 
我們就這樣繼續聊下去。
 

幾天之後，書展結束了，我收到美瑞安·梅克爾一封電子郵件。她寫著：「我真的找到了我以前接待家庭的地址，鼓起勇氣敲門 – 確實是他們！」

他們坐下來一聊就是兩小時，三十年後的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