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地裡的享受
「歐洲歌唱大賽」堪稱男同志的心靈輔導
大陣仗、奇裝異服以及引人矚目的場面：每個世代的男同志都在「歐洲歌唱大賽」重新為自己找到快樂之道。Peter Rehberg敘述他的童年。
作者: Peter Rehberg
對一個一九七零年代在西德長大的同性戀男孩而言，還有甚麼比坐在電視機前，收看「歐洲歌唱大賽」（ESC）更令人翹首以待？那時我就知道，很直覺的，將來我會有那些際遇，而我的人生將因此發生變化。漢堡城外一排排房屋林立的社區，瀰漫著理智的氣氛，我在那裡長大，除了收藏的芭比娃娃之外，別的東西我都不感興趣。
我非常欣賞這個比賽，和大家一樣興奮，每年總有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整整三個小時，我快樂得不得了。比賽結束後，我不斷哼著每年都有人演唱的那三、四首好聽的歌：A-ba-ni-bi, Save Your Kisses For Me, Ding-A-Dong，讓我回味好幾個星期呢。
無比快樂的三小時
在這裡，大陣仗、奇裝異服以及不可思議的劇情，不是玩娃娃時的奇思幻想戲劇，或者我和表妹換上媽媽淘汰的晚禮服，在家人開心聚集，喝咖啡、吃蛋糕之後，我們上場表演變裝秀的時刻。歐洲歌唱大賽上並沒有穿女裝的男孩或者男人，卻依舊是一場穿異性服裝的盛會，至於它後來甚至成為歐洲伸張酷兒人權最重要的慶典之一，是一九七零年代的人作夢都想不到的。研究酷兒理論的D. A. Miller（1948年生，美國文學評論暨電影學人）寫道，音樂劇提供一種情緒上的放縱，反映出男同志的感受。這主要意味著兩件事：用展現其藝術性的方式體現男性與女性特質，以及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容身之處的巨大感受。舞台上進行節目之際，人們如飢似渴一起體驗了一種強度，而這種強度在恐同社會的真實社會中找不到依歸。對好幾個世代的男同志而言，這不是逃避現實，如同他們周末有時候的樣子，而是一種求生策略。
究竟誰的感受在此得到了紓解？
歐洲歌唱大賽接收了美國百老匯的風格，這裡有美艷的女伶表演三分鐘曲目，多半用法語唱：Vicky Leandros唱《Après toi》，Séverine 唱《Un banc, un abre, une rue》，很特別的則是Marie Miriam高歌《L’oiseau et l’enfant》，這是一九七七年的法國冠軍曲 – 至今仍是我最喜歡的歐洲歌唱大賽歌曲。究竟誰的感受在這裡得到了紓解？這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得清楚的。是我渴望過的生活，但我說不出口，僅能想像，於是透過這個男同性戀男孩和一位通常體重過重的女士站在舞台上，唱出他們的情愛苦痛的賽事嗎？
難道是我的故事，一個男同性戀孩子的故事，他開始意識到，他的慾望將使他很難在這個世界上找到愛情？或者，這不也是我母親的故事，在我倆親密無間的關係中，我所體會到的她的幸與不幸，比這世上任何人都來得深刻。在男同性戀的女伶崇拜中，母親與兒子總是一同出場。
家庭圈內的秘密享樂
總而言之，進入歐洲歌唱大賽模式，這樁家庭情事變成了自我發展的定錨點。那個男同性戀男孩和家人一起坐在電視機前，暗地裡體驗到一種享樂，而他的父母以及兄姊對此一無所知。他在重新塑造自己，他知道有一個世界，他的感受在這個世界裡並不孤單，即使當時八或十歲的我毫無概念，如何才能進入酷兒宇宙？如何找到把電視機前對歐洲歌唱大賽的迷戀，導引為真實情境中的男同志生活的途徑？同樣值得注意的，酷兒歐洲歌唱大賽並非從美國進口的版本，雖然自一九六零年代以來，那兒的音樂風格日益明顯的深受普遍存在的美式風格影響。然而，歐洲歌唱大賽具有它獨一無二的歐洲氣氛 -- 法國香頌、荷蘭流行歌曲、義大利迪斯可音樂。我小時候十分嚮往巴黎、阿姆斯特丹以及羅馬，紐約可不在我的夢想城市名單上。歐洲才是那個遼闊的世界。我閱讀尚･惹內（Jean Genet, 1910-1986， 法國著名小說家、劇作家）和維吉尼亞･吳爾芙的作品之前，就靠著歐洲歌唱大賽學了法文與英文；十七歲那年夏天，我用歐陸火車票（Interrail）花了四星期遊遍歐洲大陸；又或者，上大學前，二十歲的我在義大利住了半年：這些想法都是我孩提時坐在電視機前時萌生的；英語化成為主流之前，當時我們用挺浪漫的法文，「大賽」（Grand Prix，法文），來稱呼它呢。
對男同志來說，喜歡旅行和性向認同是一體的，在另一個地方過開放的生活，向來就比家中那些社會制約容易得多。想要過我希望過的日子，我就必須離開德國，我還是個小孩的時就隱約知道這點了。「大賽」把我引到正確的軌道，喚醒了我的男同志渴欲。我最初的幾位情人兼朋友，有法國人、西班牙人以及義大利人。直到很久之後，我才能想像，其實也可以結交德國朋友。我從「大賽」學會了當男同志，因此，雖然有過一些起伏與波折，直至今天我仍然是歐洲歌唱大賽的鐵粉。
僅適合兒童或拘謹的成人
研究酷兒的人提出下列這個問題，男同志對百老匯戀戀不捨 – 或者迷戀歐洲歌唱大賽 – 是否其實是一種壓抑的跡象？對自身不幸的一種懷舊凝視？一個讓人孤獨退返的人為世界？根據這種邏輯，一個解放的男同志自我理解，應該不會再需要百老匯或歐洲歌唱大賽之類所提供的跨性別認同隱密。音樂劇或者歐洲歌唱大賽只宜兒童觀賞 – 或者生性拘謹的成年人。《一丁點兒和平》戛然而止
儘管如此：歐洲歌唱大賽並沒有陪我走完出櫃必須經歷的所有階段，我於一九八零年代進入青春期，突然間歌唱大賽變成一件讓人尷尬的事，就像有人覺得自己的父母讓他尷尬一樣。那些有時候從僵硬的電視表演和規格化音樂的荒謬混搭，再也不能吸引我了，何況除了歐洲歌唱大賽之外，流行音樂世界人才輩出，譬如文化俱樂部（Culture Club，1981年成軍的英倫搖滾樂團）的喬治男孩（George Boy，著名英國歌手，以妖豔的女性化造型為人所熟悉）、《轟！》（Wham!）合唱團的喬治･麥可（George Michael, 1963-2016，英籍希臘裔創作歌手）以及瑪丹娜。一九八零年代，酷兒成為流行音樂主流的頂尖人物。這期間，妮可（Nicole Seibert，1964年生，德國歌手）在歐洲歌唱大賽上高歌一曲《一丁點兒和平》（Ein bisschen Frieden），時值1982年，是德國第一次獲勝。歐洲歌唱大賽聽起來不再有啟程進入諸多探險等著我去體驗的味道，反而比較有回歸家庭懷抱的意味。《一丁點兒和平》實際上是一首耶誕歌曲，但身為男同性戀青少年的我，絕對不會想重新回到耶誕樹下。
歐洲歌唱大賽令人黯然神傷，它並不性感
歐洲歌唱大賽為男同性戀感受提供了一些管道，卻與一個年輕成人的性發現之旅鮮有關聯。歌唱大賽雖令人黯然神傷，但它並不性感。這裡雖然經常讓人聯想到酷兒性行為，但從未公開展示過。直到後來，進入二零零零年代之後，那兒的藝人努力複製珍娜‧傑克森的風情，譬如二零零四年來自烏克蘭的魯斯蘭娜Luslana；模仿瑞奇･馬汀的表演，譬如二零零四年，來自希臘的薩基斯･魯瓦斯Skis Rouvas。總之，隨著一九九八年以色列跨性別歌手達娜國際（Dana International）摘下冠軍，歐洲歌唱大賽儼然已成為酷兒出櫃的所在了。在那之前，我告別了為我童年帶來歡樂的電視節目，從現在起我要過真實的男同性戀生活，我不再需要為未滿足的慾望朝思暮想了，但有時晚上臨睡前我仍舊喜歡聽《A-ba-ni-bi》（一九七八年在巴黎舉行的歐洲歌唱大賽冠軍曲），或者《L’oiseau et l’enfant》（一九七七年歐洲歌唱大賽冠軍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