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依然行
旧物新意
武汉的迅速扩张与建设，使得旧城区的保护改造与新城区的建设发展不仅成为社会各界的焦点，更关系到其中居民的切身利益。
作者: 穆波
武汉像其它大城市一样计划对标建成国际都市，快速城建也造成了千城一面，没有了中国特色，而在跟风与浮躁中所找到的特色则变成了自我殖民现象。走在武汉，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仿西方建筑，卡梅尔小镇、美联德玛假日、巴黎豪庭、金地圣爱米伦、加州橘郡、塞纳河畔、安普顿小镇、东方华尔兹，在盈利至上的原则下，使得中国成为冒牌西方建筑物的集散地和自我殖民地。以至于很多西方学者会问：“中国有让人着迷的独特文化和历史，为什么这么多楼盘都要起外国名字呢？”
意大利步行街、西班牙步行街、德国步行街是光谷的核心商圈，高耸的哥特式教堂在商业街中心，吸引着人们向消费朝拜，在这里人们找到了异域风情、高档与时尚。而对于有设计背景知识的人而言，这些建筑就是各种风格堆砌而成的另一种形式的迪斯尼。然而在喧嚣里面，人们找到了短暂的快乐与满足。
对殖民遗产的态度
武汉的迅速扩张与建设，使得旧城区的保护改造与新城区的建设发展不仅成为社会各界的焦点，更关系到其中居民的切身利益。 在此契机下，武汉政府意识到了洋楼的经济及文化价值，采取了一系列相应保护措施，并对作为商业街的江汉路实施了三次大修，每一次都为衰落的江汉路带来提升，最近一次2020年4月至7月，利用新冠肺炎造成的经济不景气，对江汉路实施3个月的封闭维修，致力打造成“本地人常来、外地人必来”的武汉地标。
关于武汉居民对于殖民建筑遗产的态度，从234人的网上问卷调查回应中可见一斑：认为武汉的殖民建筑是城市的重要遗产，应该重点保护的占比81.62%，而认为这是殖民耻辱，殖民建筑需要彻底改造的仅占比1.28%。当提到汉口租界建筑，人们的第一认知感是历史厚重感的占比79.06%，而第一认知感为罪恶的殖民历史的占比5.56%。
关于殖民遗产的思考：旧物新意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运动毁坏了无数的文物、建筑，那是激进思潮给社会与文化带来的巨大灾难。而如何来定义新与旧，物的意义本是被人赋予的，某个人本以为自己拥有了某物，却不知道他其实只是一个看管者，而这些旧物却看着旧人逝去新人诞生，如此轮回。而对于有设计背景知识的人而言，这些建筑就是各种风格堆砌而成的另一种形式的迪斯尼。
殖民建筑中善与美的分离
在经典的美学著作中，通常认为善与美是统一的。如中国古代，“美”与“善”同义；西方也并无二致，如苏格拉底就认为，美就是善。对于武汉的“洋楼”，我们从其历史源起可见并不“善”，然而与此同时，就这些建筑本身而言，有多少人能说她是不“美”的呢？ “殖民历史”这一“意味”已被逐步抽离，更多只剩下“建筑之美”这一形式。也许正如托尔斯泰所言，“认为美就是善，这完全是一种错觉。”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 以发展的眼光对待当今，价值不是客体固有的，而是评价客体价值的人提供的。因此，善恶、美丑具有主观性，但人们多把焦点放在“美”上，总不会是一件坏事。艺术家徐郑冰团队的字绘武汉作品（如图3.2），以殖民建筑元素创作的汉字，展现出江汉路、昙华林的建筑之美也是武汉之美、汉字之美。
极端民族主义
极端的民族主义近年来盛行全球，在对待殖民遗产的态度上出现了分歧，强化殖民、恶的标签，不能将艺术与政治、历史割裂开来。然而翻开历史，中国长城、埃及金字塔等等，都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无一不承载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而今人则要对其加以最严格的保护。否则不难想见，人类将罕有遗产值得留存。任何一个建筑或雕塑，它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人们如何去赋予，当某一个公共雕塑被片面的扣上了政治正确或不正确的帽子，它一定会激起矛盾。然而，毁灭之后，激动过后，是否还能够给未来留下反思与弥补的机会。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
社会学家张维为说：现代社会的衰落源自simple-minded populism。一个城市能够把殖民历史遗迹完美地保存下来，展现给世界，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表现出了推动东西方合作的强烈愿望，体现了开放与自信的心态，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博大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