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新聞業
「區分事實與謊言」

一位主編期待俄羅斯境內的新聞記者盡可能活到老後才壽終正寢，就表示這個職業在當地正面臨危險的處境。記者暨媒體研究員賽妮雅．盧琴科寫道，在她的家鄉要能夠自由報導新聞與表達意見，既艱鉅又耗人心神，而且傳統的新聞業正值危急存亡之秋。

二○二一年，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兩位新聞記者：一位是俄羅斯《新報》（Nowaja Gaseta）主編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i Muratow），另一位是菲律賓網媒《拉普勒》（Rappler）創辦人瑪麗亞．雷薩（Maria Ressa）。穆拉托夫在獲獎感言中表示：「這個獎項獻給所有真正的調查記者群。」在俄羅斯也是如此看待這個獎項。《新報》是蘇聯解體後新聞界唯一設立的俄羅斯媒體，至今仍舊沿用原來名稱，核心編輯人員也沒有更動。

此外，《新報》遵循古典新聞業的傳統，謹守獨立媒體的原則。穆拉托夫代表俄羅斯全體新聞記者站在奧斯陸的頒獎台上，在他的感言中提到兩個重要時刻，在許多方面描述了這個行業的自我知覺：「今日，『新聞飛機』已經取代了『哲學家之船』。」「我希望新聞記者都能夠壽終正寢。」

過去幾年，這位《新報》主編已送走因從事新聞工作而遭到殺害的六名同事：做一名新聞記者、撰寫社會政治議題、進行調查工作──在俄羅斯，這一切代表將自己置於死亡危險之中，很有可能無法活到老年。

穆拉托夫所謂的「哲學家之船」，指的是俄羅斯歷史上一樁事件，當時哲學家與大學教授被強制逐出後革命時代的彼得格勒（亦即今日的聖彼得堡），其中為數不少的人在一九二二年秋天搭乘兩艘船離開俄羅斯。如今，在俄羅斯政府宣布記者所服務的媒體或記者本身是「外國代理人」之後，他們紛紛背棄了俄羅斯。事實上，那名稱不僅是新「人民公敵」的不名譽標籤，所有「代理人」都有義務在自己公開發表的言論旁註明「外國代理人」的身分，即使只是在臉書上祝福朋友生日快樂也一樣。此外，「外國代理人」的法律自由也受到限制，並且每一筆盧布的收入或支出，都必須提供相關證明。

提供法律協助的OWD-Info*（請見文末注釋）組織指出，二○二一年約莫有千名的社運人士和記者離開俄羅斯，他們主要是受到政治與賦稅方面的迫害與威脅。受害者多半移民波羅的海國家和喬治亞。獨立調查媒體《普羅克》（Proekt）*的前主編羅曼．巴達寧（Roman Badanin）移民到美國，他被歸類為「外國代理人」──就和幾乎所有編輯一樣──並為流亡的新俄語媒體創造了「境外新聞」一詞。

獨立電視頻道「雨」（Doschd）的網站，該頻道在俄羅斯被列為「外國代理人」，因此必須在每則新聞頁面上，插入強制性警語「Inoagent」（外國代理人）。為了讓外國讀者理解，特別將警語以紅框標示。 | 圖為「雨」網站的2022.02.21的螢幕截圖。

 

轉型中的言論自由與媒體

聯邦「媒體法」，是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後的新自由俄羅斯首批通過的法律。相較於全球，「媒體法」相當民主、考慮周全，而且自由！然而最近十年，俄羅斯言論自由與大眾媒體的立法逐步出現變化，越來越嚴峻。例如，只要提及自殺或毒品，國家行政機關有權在訴訟前就封鎖網站。不過一般而言，政府官員不會在收到的投訴上花費太多時間，要不然就是會特意恐嚇特定媒體，這正是為什麼有許多調查工作受到法律的限制──有些甚至在雙方面都受限，例如腫瘤病人因無法合法取得止痛藥而興起的自殺潮。這類議題再也無法透過新聞報導加以闡明。

後來又頒布法令，規定俄羅斯媒體的外國資金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以前由薩諾瑪（Sanoma）、斯普林格集團（Axel Springer）等國際控股公司擁有的出版品，因此受到親政府機構控制。此外，又進一步推動法律，約束這類「媒體外國代理人」與「外國代理人」的自然人，導致新聞從業人員被迫活在標籤之下，從此沒人雇用，甚或不得不移民海外。與此同時，還通過其他法律，同樣限制新聞記者的工作機會，其一是關於傷害相信者的感受，另一是與毀謗政府、散播假新聞有關。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新聞界內部出現分歧：有些新聞從業人員願意在暗地甚或是公然服從審查規則的媒體工作；另一些則繼續尋找機會為獨立媒體撰寫新聞報導──但這樣的媒體數量逐漸遞減，就和掙得的收入一樣。前者批判後者是理想主義，把自己置入不相稱的險境中；後者譴責前者隨波逐流，出賣了自己的職業。

數位時代的新聞業危機

除了俄羅斯特有的問題之外，俄羅斯的新聞從業人員也和全世界的同事一樣面對同樣的問題，那就必須抵抗數位化造成的職業危機。過去兩個世紀，傳統培訓養成的新聞從業人員壟斷了提供給受眾的新聞與紀實故事，居中聯繫社會中的菁英階層、社會與不同團體。但是，現在部落格、社交媒體和其他形式的新媒體，取代了他們的角色。安德烈．米洛徐尼申科（Andrej Miroschnitschenko）是多倫多約克大學的媒體講師，同時也是《後新聞業與報紙的消亡。後川普時代的媒體：製造憤怒與兩極化》（Postjournalism and the death of newspapers. The media after Trump: manufacturing anger and polarization，2020）一書作者，他這樣寫道：「傳統新聞業身為機構、行業與職業，還有五年的痛苦掙扎與十年的瀕死苦痛。」

傳統新聞業，也就是諾貝爾委員會授予穆拉托夫和雷薩的，與媒體界的其他職業（部落格、公關、講故事、社交網路行銷等等）只有一個方面不同，那就是道德規範和職業標準。正因如此，在處理訊息上才有品質保障。品質來自於記者所寫、所拍攝，並且經過編輯校對的材料。但是，也不表示一切就如表面看起來那樣簡單。無論是將格式不成一變搬到網路上的傳統印刷媒體，還是擁有多頻道節目的電視，全都是工業時期出現的產物，而且吻合現代政治文化。在傳統新聞業的歷史進程中，始終不斷在爭取獨立自主，並會探討媒體業主的權力濫用。因此，編輯道德規範產生的背景，就在於保護新聞從業人員與讀者不受媒體業主與政治力量的操作，以防範廣告主影響出版物的內容。

然而這類規範逐漸毀壞，轉變成意識型態的建構，而那從道德上來看，是無法每次都能詳細轉換的。例如。如果訊息已經出現在社群網站上了，還需要再等待第二消息來源的確認嗎？如果有人質疑新冠病毒的存在，甚至是被控性騷擾，還有必要聽取各方說法嗎？身為新聞記者，可以參加社運活動，公開認同某一特定社會力量？或者，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存在利益衝突？這些都只是眾多問題其中幾個，在以前，答案顯而易見，如今卻必須重新審視。不偏不倚、客觀公正等概念，是好幾代新聞記者的工作基礎，今日卻明顯不再具有決定性。

然而，除了傳統新聞記者的職業工作準則之外，至今並未發展出其他能確保訊息品質的可靠保證。因此，在俄羅斯，最受歡迎、最成功的影片部落客、採訪者和紀錄片作者，在YouTube有數百萬俄羅斯用戶的點擊，全都是電視或者主要媒體出身的記者，他們因為審查限制而無法從事傳統新聞工作。

 

「我們的工作內容十分明確」

新聞學這種機制需要重新評估自己對社會的主要功能：新聞從業人員究竟是向大眾傳達菁英階層認為恰當之事以及「更了解一切的人」（這裡不單指政治菁英，還涵蓋各領域的專家學者），還是向社會提供新的語言，幫助解決社會上的問題，回歸他們身為中介者與翻譯者的功能？

大眾不再期待記者提供獨家新聞與評論，因為這些都透過社交網路的演算法即時產生，並經由安德烈．米洛徐尼申科稱為「病毒式編輯」的集體智慧選擇出來。然而，查證訊息、將之置入文本脈絡、導航，仍然是新聞記者的職責。在俄羅斯，從事新聞行業的人，就像三明治一樣被夾在政府高壓與數位轉型之間。「我們是新聞記者，我們的工作內容十分明確，那就是區分事實與謊言。」穆拉托夫在他的得獎感言中說道。而這項任務越來越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