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女人 ─ 難道無其它可能性？在一個家庭裡，如果對這兩種性別角色之一都無認同感，肯定感到迷惘、不知所措。當今女性主義認為還有更多可能性並且提問：男性與女性間的差異必須還被如此僵化的制式界定嗎？我們難道不會因為如此之性別二分法更壓抑嗎？
男人，女人 ─ 難道無其它可能性？在一個家庭裡，如果對這兩種性別角色之一都無認同感，肯定感到迷惘、不知所措。當今女性主義認為還有更多可能性並且提問：男性與女性間的差異必須還被如此僵化的制式界定嗎？我們難道不會因為如此之性別二分法更壓抑嗎？
生小孩或是不生都是各人的決定 ─ 擁有身體的自主權尊嚴長期以來一直是女性主義關注的重點之一，如今亦仍如此，不過是因為其他原因。在以前被認定不能生育者，現在都有可能擁有小孩，基因的異常也可被提早篩檢出。其中，複製生產的道德界線和科技的日新月異和這些有甚麼關聯？六個文化作品闡釋它們各自的觀點。----- Kirsten Achtel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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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l. Wunder AG：「拋開疑惑，路在眼前展開」
無論是人工流產，人工受孕或是客隆複製：醫學和科技越進步，就更不容易採取一個明確的立場─從女性主義觀點來看也如此。在辯論中，愈來愈常出現過多情緒化的討論，勝於提出如女性該擁有對自己身體自主權這類主觀以及社會層面上複雜整體的倫理問題。通過話劇表演和行為藝術我們找到另一種可能性，披露規範性的架構並使其能被議論。這種呈現或許很私人，但是貼近觀眾產生情感共鳴，也可能很煽動挑臖，但同時帶來歡笑。這裡呈現的是一個烏托邦時空，拋開所有明確性，跟著觀眾我們一起撥開疑惑陰霾，共同開啟新的航道。
劇場和行為藝術團體Frl. Wunder AG是由七位性別不同者所組成，他們的過往分別有墮胎經驗或是必須和不孕症狀相依，如今都各自擁有(不一定是血親關係的)小孩。 -
妮妮雅‧拉格拉德：「生小孩，妳也太小了吧！」
「別害怕，不會像您一樣。」做產前診斷的人微笑著對我說。不會和我一樣；不會有缺陷。不會這麼小個兒；不會如此與眾不同。
「也會是個小個兒嗎？」街上的陌生男子提問。像我一樣小隻。這麼小，太小了。要這麼小一隻，還得先長大勒。「小孩爸爸身高多高？」是要說小孩是否不會像我一樣啊？他或許就會如正常人般？以後長的高大？「是您的小孩嗎？」女人驚呼，卻不忘加上一句：「您不過也還是個小孩呢！」34歲還是個小孩，不夠格生孩子。太小了，不該有小孩。「沒有異常」，遺傳學家說。沒有任何異常。 沒有理由做進一步處理，這也是個平穩情緒的理由。全部就像之前看到說過的。全部都沒問題？！
妮妮雅‧拉格拉德來自漢諾威，是位詩歌說唱家。 34年來她用另一個視角體驗世界並把這些透過書寫紀錄下來，以防止不斷用自己的頭殼親吻書桌。 -
索克：「我正在努力，讓這個問題被看見！」
我很重視從酷兒角度看性權、生育權和家庭這幾個議題，在我的音樂裡它們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身為一位生理表徵和性取向同等屬於女性角色者(pan*-cis*Frau)，我很幸運可以懷孕並且組織家庭生活，對我而言這兩樣都不複雜。【編註：pan*指的是追求者不在乎另一半的性別。cis*則是對自身心理性別認同等同於生理性別。】多元成家者、同性戀者、跨性別者在組織家庭的道路上所遇到重重阻礙是令人無法忍受的。於是有了酷兒動物（Queere Tiere）和小海馬（Seepferdchen）這兩首歌；道出男人變性成女人後懷孕和為人母的故事，從而帶出想呼籲的主題。我也持續在訪談我的音樂時藉機提及這些背後的故事主角，在很多對話裡帶入並吸引人們傾聽。我還未能提供實際政策上的解決之道，但持續努力著，讓這個問題浮出水面被看見。
索克以饒舌女歌手和女性主議擁護者生活在柏林，透過音樂舞台、演講平臺和許多人的自傳來傳達理想主義和其具批判性的分析。 -
米羅‧橈：「懷孕時被剔除的，在藝術中擁戴」
和我在蘇黎世劇院一起演出《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HORA劇坊男女演員們幾乎都有唐氏症經驗，所以我極度重視產前檢查部分，也就是檢查懷孕前期胎兒狀況是否有異常。這其實是一件好事(可提升懷孕婦女或是胎兒父母做決定的空間)，但也造就了在瑞士十個有唐氏症疑慮的胎兒有九個被終止妊娠。荒謬的結論為：經過極力爭取來的人工流產權利，竟成為在診間挑選成品的工具。這個佯謬的現象因為HORA在歐洲各大劇場獲得高度肯定的演出而受到關注。在懷孕時被剔除的，卻在藝術中被擁戴。我們把這種矛盾─或者以這種形式為自由做的辯證─放在《索多瑪一百二十天》裡呈獻。
米羅‧橈身兼作家、電影導演、劇場導演以及IIPM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olitical Murder)藝術中心館長一職。 -
安娜‧佐拉‧倍爾拉赫德：「多數涉及其中者羞於此，所以選擇沉默」
晚期人工流產，代理孕母，卵子捐贈：過去幾年裡生育醫學上的神速進展是其他醫學領域比不上的。如今把受精卵植入別的女性體內，由別人替自己懷孕已經不是不可能。女性可以生下一個跟她自己完全沒有任何血親關係的小孩。代理孕母就如晚期人工流產一樣，在德國仍無法成為公開討論的議題。多數牽涉其中者感到羞愧，所以選擇沉默。我真心希望，這個社會可以針對這些議題多加討論，交換意見，不去評斷是非對錯，專注在這些問題背後隱藏的擔憂、恐懼和冀望。我嘗試在我的作品裡不加批判的純感性表達這些人與她們的故事。
安娜‧佐拉‧倍爾拉赫德編導了電影《24周》和《兩個媽媽》。 -
梅拉‧蔡爾：「對於胎兒的看法已有所改變」
我的作品標題《錯置的具體》（暫譯）要表達的「在錯誤、不明智之處的具體」，如醫學歷史家芭芭拉‧度登(Barbara Duden)所言，在影射雷那‧尼爾森(Lennart Nilsson)的攝影作品生命的誕生。1965年，生活雜誌刊登在母體子宮內的胎兒圖片：當時，單透過攝影工具手法是無法呈現胎兒，所以他裡用蒙太奇創造出對現實的解釋性表現。孕期中的胎兒「影像」就被當作受保護的生命，這已是具合法性的觀點，讓懷孕成為國家管轄範圍。因此每位女性對自己身體變化過程的個人責任感以及自我認知越發不存在。
梅拉‧蔡爾是位視覺藝術家，在透過儀式性物品、圖片和表現手法，在她的影片裡可見各種與生育能力相關呈現。由此，她關注在醫療健康方面對於人體的對待。
在右派掌權管勢的時代，女性主義大力主張反對種族的歧視和強調所謂有色人種的社會融入。這不僅是因為非白人的或穿戴頭巾的女性會因性別歧視受到跟西方白人女性不同等的對待，此外，也因為如「膚色深的人是危險份子」這般含有種族歧視的偏見被顯著的被泛政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