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年輕人與人工智慧
我們與人工智慧的線上調查

歐洲人對於人工智慧懷有那些擔憂與期望？「我們與人工智慧」研究試圖找出答案。作者之一，艾米莉亞･加格欽（Emilija Gagrčin）於一場訪談中談到預料中、卻也充滿驚喜的結果。

加格欽女士，這份研究哪些地方最讓您感到驚喜？

說實話，許多結果！其中一個是，我本來以為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會更被凸顯出來，但歐洲的年輕人在科技相關議題上的態度，似乎比原先假設的還要相似。我們的報告同時也把受訪者因教育程度而形成的明顯區別揭示出來。

其實真正讓我感到驚喜的，是許多年輕人對自動化決策系統所抱持態度有多輕鬆。至於很多人不覺得從一個這樣的系統取得健身方面的推薦有甚麼不好，也許既不讓人驚訝，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確實，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假使因為自動化決策而被提起刑事訴訟，也不構成問題。此外，甚至有多達百分五十八的受訪者，對於預測性警務，也就是執法過程中分析大量數據，以便辨識出潛在的犯罪行為一事，覺得很好或者無所謂！這真的讓我很擔心，對我來說，這表示年輕人不關心，或者沒有充分關注這類的科技運用對於民主以及人權會造成那些後果。
 
那些教育以及個別國家的區別在分析這份研究時被揭示了出來？

與受過較高等教育的人相比，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在談論人工智慧方面的議題時，顯得較無信心，對於將來自己從事人工智慧相關的行業也比較悲觀。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這是預料之中，但若我們也這樣看待那些數據的話，就不太讓人滿意了。

事實上，我們能從詢問在不同的領域運用人工智慧上，看出一些國與國之間的差異。譬如，德國人和波蘭人，比義大利人及瑞典人更常表示，自動化設定的工作時間讓他們覺得不自在。整體而言，瑞典人對於在不同領域運用人工智慧這件事上，感覺最自在。
 
積極的探索新聞似乎已經過時了，根據這份研究，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認為，能從社群平台獲得充分的資訊。這種態度有多危險？

我不會說積極的探索已經過時，反而會試著去理解這種覺察根據何在。我們生活在一個由演算法驅動的多元媒體平台環境裡，事實上，我們之中有很多人，不必搜尋，就在社交媒體上收看網路上的政治評論及新聞。這造成了我們產生人們不再主動探索新聞的印象，但這並不表示，人們迴避新聞，而是其中存在著一種即使沒有主動搜詢，也被告知的感覺。這種態度之所以形成，依我看來，首先出自直覺，但事實上卻隱藏了一些問題。

有一個問題存在於演算法管理內容的方式中，因為這是基於之前用戶的行為，以及被記錄下的用戶特徵而產生的。這會導致並非所有用戶對新聞具有同樣的「吸引力」，具體而言，這表示，鮮少點擊新聞，很少與其他用戶互動，分享新聞的人，收到的登出新聞也就比較少。在這種情況下，有的人並不一定真的找得到新聞，而這擴大了「資訊豐富」和「資訊貧乏」之人之間的差距。

就這點來說，這很「危險」，因為研究顯示，那些以為「新聞會自動找上門來」的人，將隨著時間愈來愈少主動利用傳統媒體，而這種現象對於政治利益以及投票行為會產生負面影響。

因此，培養主動的新聞消費習慣再重要也不過，將之融入日常生活的常規中，直接在新聞應用程式上，報紙網頁或者媒體資料庫裡搜尋資訊。這樣做的話，你才會對所閱讀到的內容有些許掌控力，而非交由隨便哪些演算法代辦。主動關心新聞是公民的職責之一，不該交付外包。
 
受訪者認為政治廣告沒有參閱價值 – 個人化的廣告倒是不妨一看。政治廣告為什麼不太受歡迎？這些對網路上的政治廣告的看法又意味著甚麼？

人們厭惡政治廣告並非甚麼新鮮事，關於這點也已記錄在關於電視利用的研究裡。例如，常見的抱怨是，廣告打斷了娛樂的流暢性，所以挺煩人的。更新的幾項研究顯示，人們在社群媒體上發表的涉及政治內容的評論，往往更具道德色彩。 網路上的政治廣告愈來愈讓人反感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社群媒體其實是用於社交與娛樂，而不是為政治服務。在這個背景下，許多人普遍傾向於把社群媒體上的政治性內容視為這個空間裡的「汙染」。在德國網路研究院（Weizenbaum‑Institut）的研究小組「數位公民」的調查中，經常有人對在網路上發布的政治偏見和對立觀點表達不滿，因為這會打亂他們在社交媒體上正面以及和諧的情緒。

另外一個尤其在政治廣告方面能發揮作用的重點，是像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對於醜聞的認知，即那些在網路上揭露、施加於選民身上的大量操控。人們通常不喜歡被操控的感覺，而政治上的精準投放很容易讓人產生這種觀感。那麼，人們比較喜歡商業廣告又是怎麼回事呢？通常社群媒體被用來逃避現實，或者建立身分，培養一種包括消費的生活風格，算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些平台以十分直觀且精心策畫的方式投放廣告，好讓廣告看起來重要又有趣。
 
根據這份研究，年輕人比較喜歡教育機構來制定標準，而非科技公司。與科技公司相比，教育機構具備了包括從裝備的觀點（人員與專業，財務與時間方面皆然）來看，哪些更好的條件？支持教育機構制定標準的論據是甚麼？

我從這個結果看出，學生希望由信得過的人來參與科技研發；這不表示學校突然間要不停的研發科技。但目前有些事情是有問題的。

一方面，尤其處於新型冠狀病毒流行期間，來自全球的產品被用於課堂上，但並非所有這些產品都符合歐洲的教育傳統，不是所有這些產品都符合我們的法規。例如，我最近才了解，荷蘭使用的某些中國產品，不符合「一般資料保護規範」（DSGVO）。這當然和我們在疫情期間必須迅速採取行動，選擇最容易想到、價格最實惠或者最受歡迎的產品有關。

從我和教師們的談話中我明白了一點，許多學校全面數位化的進度取決於教師是否投入。並不是每一位教師都有餘力，利用閒暇習得這門知識，我認為數位協議學校（Digitalpakt）沒有編列人事成本是一大錯誤，這相當程度的延遲了數位化之實施。除此之外，我還看到了有關當局 – 德國或歐盟皆然 – 明確地承擔起責任，在我們使用這些產品前，檢查其適法性。年輕歐洲人的學習數據若是落入中國政府的手裡，那是絕對不可接受的。

第二個問題是，商業開發的產品不一定總是以學生福祉為目標，這裡的重點是，開發過程或者測試階段中，企業有必要邀請學校人員，甚至學生加入。這有助於科技以人為導向，而非只以科技能達到甚麼目的為考量。
 
您從這份研究中得出那些結論？

我認為一般而言，應該把演算法系統功能與涵意理解為一種文化技術。這份報告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等於告訴我，提供適當的方法協助年輕人，從個人也從社會層面去評估人工智慧帶來的機會以及風險，同時訓鍊他們在數位化的世界裡從容以對，並能信心十足地採取行動。這些在他們行使所擁有的權利時堪稱重要，譬如在職場上或學校裡。當我提到適當的方法時，我的意思很簡單，就是為正規與非正式的教育部門提供人力和財力資源，以便在提供與數位化和人工智慧相關的規劃時，不僅把科技，而是也把民主化的技能傳授當成重點。我很清楚，學校對這些要求感到不勝負荷，我因此認為，我們更應該把焦點放在正規教育部門與青年組織之間的合作項目上，以及放在國家與歐盟的層面上。

備受尊崇的組織如歌德學院，在技能與知識傳授一事上扮演著關鍵角色。作為經驗豐富的教育單位，這些組織一方面知道，如何整理枯燥、看似無趣的內容，然後推銷給年輕人。另一方面，這些組織在政治、經濟、文化、學術以及公民社會不同的參與者之間充當調停人，透過這些，一個重要非常的網絡於焉形成，促成對話之際，也能促進跨越專業與特定領域邊界之相互理解。同樣也很重要的，是不僅年輕人要培養這些技能，而是基本上整個社會都應該朝此目標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