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流行樂與電子樂
數字不代表一切

二○二○可謂是動盪劇烈的一年。流行樂和電子樂一樣，都要面對基本的經濟問題和具體的政治決策。新冠疫情在各個層面左右了遊戲規則，破壞一切。在這無法揣度的一年裡，唯一不變的就是不斷的變化。

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當新聞節目《每日主題》（Tagesthemen）的片頭音樂一下，立刻就可感覺與平常不同，更大聲、更歪曲、更具有攻擊性。是的，沒錯：德國第一公共電視台的夜間新聞，竟以搖滾吉他與打擊樂器開場。攝影棚裡，鏡頭轉到三位頭髮染金梳高的樂手身上，那是德國近幾十年最成功的滾搖樂團：醫生樂隊（Die Ärzte），正在為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之一《每日主題》表演。這就是流行文化在疫情之下所面臨的狀況：《每日主題》只播放一晚的龐克搖滾樂，但是，聊勝於無。
 
這是個微小卻顯著的信號，充分代表過去一整年所發生的事件、代表人事已非、代表二○二○年三月以來，一般的文化環境，尤其是流行樂與電子音樂，忽然間產生的翻天覆地變化。
 
醫生樂隊在《每日主題》節目最後接受主持人訪問時，利用機會呼籲大家關注整個娛樂產業岌岌可危的情勢。自從新冠肺炎在德國爆發後，音樂節與夜店活動無法正常舉辦，演唱會也只能在春夏短短幾個月的規定時間內舉行，還必須遵守對於一般流行音樂活動來說並不尋常的條件限制，而且幾乎沒有盈利。過去一年，完全無法「照常營業」，也沒有把握能預先完成計畫。這種狀況要到二○二一年才會逐漸改變。二○二○年十二月初，德國財政部長奧拉夫．蕭茲（Olaf Scholz）接受報紙採訪時，鼓勵音樂會策畫人籌畫二○二一年下半年的活動。反過來說，也就是業界別期待七月之前能舉辦音樂活動。

飲品超市即將在此開幕

許多音樂人仰賴演出賺取絕大部分的生活費，但遏止新冠肺炎疫情所採取的措施，卻讓他們一夜之間頓失生路。受到影響的還不只他們。在柏林，哥倫比亞館外牆上寫著：「飲品超市即將在此開幕」，這句話其實是種警告。這處可容納三千五百人的館場已經荒廢數月，不僅舞台上表演停頓，後台也一樣生意清淡，整個經濟部門的活動都受到影響，包括隱身在幕後不為人見、甚或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主辦方、經紀公司、音響工程、保全公司、餐飲業與酒保等等。
 
身陷疫情危機之中，與其他規模類似的產業部門相較之下，音樂人、DJ與整個創意產業尤其更不可能仰賴興趣維生。正因為意識到這一點，「紅色警報等級」（Alarmstufe Rot）倡議組織才在二○二○年七月成立，以期能改變現況。
 
如今，透過倡議組織發起的抗議活動，大家才逐漸得知這個產業許多分散的小型企業與孤軍奮鬥者為德國帶來多大的經濟規模：「我們是德國第六大經濟單位，產值高達一千三百億歐元，從業人員超過一百萬人。」紅色警報等級網站上如此敘述整個產業活動經濟，其中也包括會議、展覽與體育賽事。
 
根據柏林經濟評議會的資料，柏林這個首都與文化大都會，擁有兩百五十個活動場所，若是按照其他標準，數量甚至翻倍，每年約莫舉辦四萬五千場活動。最近一次的產值高達一億七千萬歐元。這座城市的流行樂表演場所與夜店不僅吸引國際人士，還具有所謂的「地段要素」，但這個要素卻在二○二○年完全破滅。未來好幾年，柏林這類仰賴服務、觀光與文化的都市仍會持續受到影響。

觀看一次0.00018元

新冠疫情危機期間，文化主展場轉到數位領域。幾個月以來，網路平台成為另類替代場所，串流形式多樣，有直播或事先錄製好的，現場觀眾不多，甚至是完全沒有觀眾。首先受益於這類發展的是提供服務的跨國大企業，例如谷歌和他的影片分享網站Youtube，以及社交媒體平台臉書與其Instagram音樂會。
 
就連最大的音樂串流服務商Spotify也明顯成長。二○二○年第三季，Spotify每月活躍用戶比去年同期成長百分之二十九，訂戶增加百分之二十七，營業額則提高了百分之十四。但是，回饋到音樂家身上的部分卻少之又少。長久以來，為人詬病的弊端在疫情衝擊下更加惡化。每收聽一次，Spotify約莫付出0.0029歐元；每點擊一次，YouTube大概付出0.00018歐元，還不到前者十分之一。
 
由柏林利益團體夜店委員會與德法公共電視台Arte聯手推出的一系列活動「團結我們串流」（United We Stream），如今已取代YouTube、Instagram，成為重要的選擇。Arte電視台和unitedwestream.org網站上，為全球觀眾直播一百多個城市的DJ表演。這類形式的收益主要來自募資，不過在線節目的售票模式也越來越受歡迎。
 
除此之外，線下「實體領域」也做了許多嘗試，努力讓音樂活動不受疫情影響。例如說唱歌手希竇（Sido）等主流藝人在汽車電影院開演唱會，其他還包括參加演唱會的觀眾盡量以坐代站，甚至還出現樂團輪班制，也就是樂團接連在數量減少的觀眾面前演奏。由於觀眾人數平均只有平常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因此在可接受的票價下，毫無利潤可言，因此這類策略主要用於國家資助的場館。獨立的活動策劃人與經紀公司則窮於應付不斷推翻以及延後的音樂節計畫、DJ表演與巡迴演出。雖然如此，計畫最後也常常無法付諸實現。
 
安德烈亞斯．歐柏薛普（Andreas Oberschelp）的普神公司（Puschen）專門籌備獨立演唱會，他在網路版《時代週刊》一篇報導中提到，他在德國負責代理的串流演唱會，收入不到平時百分之五。普神公司籌畫的秋季二十場演唱會，在九月第二個星期總共只賣出四張預售票。

橡皮艇VS. 保護空間

德國絕大部分人認為夜店擾民，而且危害健康。「新冠病毒派對」在春天就已經是廣為流傳的罵人話。其實，夜店客有時候還真會給自己幫倒忙。柏林六月初舉行的一場橡皮艇示威抗議，就因此讓情勢跌到谷底。當時約莫有三千人搭乘橡皮艇，聚集在醫院前方的運河上，爭取他們認為不應該受到限制的自由，隊伍中可見到「我不能呼吸」的標語，而同一時間，「黑命貴」的集會就在不到幾公里外反對種族主義與警察暴力。二○二○年三月，被美國明尼亞波利斯警方殺死的非裔美國人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所說的「我不能呼吸」這句話，在此墮落成露天派對的口號。
 
雖然有別於醫生樂團的方式，但電音一樣也登上了《每日主題》新聞。但針對這類活動所下的新聞標題，卻掩蓋掉夜店想要重整的努力。夜店除了採取應急措施加強美食供應之外，主要還將眼光轉向視覺藝術，把舞池打造成展覽空間。尤其享有盛名的是德國首都的「柏林工作室」藝術展覽，由電音夜店伯格罕與柏羅斯藝術館聯手策畫。九月開幕時獲得很大迴響，參觀時間幾週前就被預定一空。不過，十一月時，所有的演出與展示空間又再度關閉。
 
夜店的替代策略或重整策略因疫情擴大限制而暫時受阻，對於這些新計畫的投資證明無法抵抗疫情。有些無法改造成啤酒館和展覽空間的場所，在春季時就可預見即將永遠消失的命運。紓困計畫雖然幫助許多業主能夠撐到二○二○年結束，但是破產潮很有可能只是推遲到二○二一年。尤其是在夜店區，邊緣族群可以不受歧視聚會的保護空間將逐漸消失。
 
這種社會政治上的重要性，受到「橡皮艇咆哮」之類事件的影響而遭排擠，沒有廣泛為人認識，也正好符合整體情況。控制疫情所採取的措施，在字裡行間傳遞出一套潛在的價值系統。疫情危機爆發之初，德國聯邦政府推出的緊急紓困方案僅補助營運成本，忽略了音樂人真正的工作與生活現況。不過，主要癥結還是普遍觀念認為文化並沒有「大到不能倒」。當權者認為文化對人類沒有那麼重要，例如與零售業相比，文化比較屬於休閒活動，所以應該可以放棄。但是，數字不代表一切。許多創意人以及各方合作者的生計非但因此受到威脅，他們在社會國家中的角色與重要性也被剝奪。

學習轉變

二○二○年的許多發展將會持續不墜，因為有些制度和習慣正在消失。這一年是轉捩點，眾多事件將產生持久影響。可以肯定的是：回不去了，至少無法完全回頭。新慣例與從中形成的常規必先逐步發展。大部分民眾在未來仍需處處謹慎，還要再避免群聚一段時間，所以明顯也該少參加演唱會。數位式替代方案很快便失去一開始的新鮮感。受到多方討論的混合形式，在製作與接受兩方面都必須逐漸成形，並且經過考驗。觀眾也應改變觀念，適應新的演出形式。
 
以巨大文字寫成的警語「明天是個問題」高掛在柏格罕夜店的正面外牆，是柏林工作室藝術展覽的一環。這幅出自藝術家蒂拉瓦尼拉（Rirkrit Tiravanija）之手的作品，點出當務之急在於應投資不同的未來，除了強化經濟投資，也要投入創意。建立新的規範、強化基礎設施，也可提供我們機會深入思考多年來為人詬病的問題，理想狀況下還能排除缺陷與弊病，揭露音樂界性別與種族歧視，創造自主的數位空間，讓更多人參與，進而發展社會生態與實現社會永續。
 
因此，二○二○年之後，流行文化最大的新主題就是變革。疫情爆發之初，哲學家保羅．普羅西亞多（Paul B. Preciado）在一篇論文中寫道：「我們必須成功從被迫改變進入選擇改變的階段。」許多藝術家已經開始從美學上處理這個議題，艾莉亞．聶格蘿（Aérea Negrot）即是其中一例。聶格蘿是生活在德國的委內瑞拉人，遊走在夜店音樂、歌劇、戲劇與表演藝術等兩極之間，最近在一場與柏林數位藝術節合作的串流活動中擔任DJ。下次藝術節預定在二○二一年一月底舉行，這場有待我們探索的「新冠版本」藝術節，將以混合形式進行，其首要主題將會陪伴我們很長一段時間，那就是「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