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話要說……柏林
懷舊或憧憬幸福美滿的未來？柏林人就是這個調調兒！

這個詞聽起來像一個已成過去的烏托邦，但也許徵收是這座城市未來的命運。我們的柏林專欄作者瑪格麗塔･托索穆這星期要帶大家去觀看一場示威遊行，這場示威遊行讓我們看出，一旦房租上限取消了，這個多元化的城市各個階層會有甚麼反應。

我的表妹，二十多歲，來自雅典，是一位個性變幻莫測的流行歌手，她和每一位抱持世界主義、對自己有一些看法的文化創作者一樣，想要搬到柏林。雖然她會講德語，而且也具備在柏林藝術界叢林存活下去的進取心，但我很猶豫是否要鼓勵她這麼做。問題在於：能否找到一間負擔得起房租的房子。

住房問題長久以來一直都是一個社會問題，過去這些年中，這個問題變得複雜嚴重多了。房租平均上漲了三倍，收入卻停滯不前。懷有集體精神的政策與文化方面的住房計畫，一個個有系統的被撤銷了。柏林陷入險境，恐怕會變成一座像巴黎或者紐約那樣貴得該下地獄的大都會 – 變成一面回收再利用的外牆，淪為文化荒漠，而多元、次文化、酷兒女性主義以及移民文化產業遭到排擠，只因為只有有錢的偽創意廣告商才負擔得起城內的房子。
 
房租上限類似這個過程中的一種緊急煞車 – 柏林市政府決定讓房租凍漲六年，許多房子的租金甚至必須調降。柏林政策中真正具前衛精神的，是多年來形成的對柏林城市以及屋主施壓，引起了巨大騷動的運動：投資者遊說團體抗議財物損失，柏林人卻無須再為可能會失去他們的住房而憂心忡忡。

房租問題是聯邦事務

但是，基督教民主聯盟（CDU）與自由民主黨（FDP）卻在憲法法庭提起了訴訟，因而有權力將房租問題提升至聯邦事務來處理。柏林的房租上限岌岌可危，意思是說，新型冠狀病毒肆虐期間，柏林許多租屋而住的人必須火速償還房租 – 而且從二零一九年起開始追溯。這也是一個政治信號：住屋權的合法性被剝奪了。居住被當作擁有柏林絕大部分房屋的避免基金和主要投資者的商業模式加以處理，所造成的後果，是低收入的居民遭到排擠的程度更加劇烈，而他們是讓柏林變成了我們喜愛的瘋狂、多元以及文化氣息濃厚綠洲的人。

但柏林還沒有被打敗：當判決出爐時，一萬五千多位穿戴繽紛、自發性的示威者，聚集在新克爾恩（Neukölln）、十字山（Kreuzberg）兩個城區。如同這個城市社會的一種自然反映，一種柏林具批判性的社會群眾之反應，要求索回他們對於城市的權利，突然間他們都出現了：很難討好的人、狂熱的環保活動人士、移民、年長者、年輕家庭、學者、夜店業者，學生以及工人。大部分的柏林人強調，居住是一種人權，不應該與私人市場利益導向掛鉤的事實。他們高舉著上頭寫著「堅決主張：徵收」訴求的標語。因為，現在對於租屋者運動而言，房租上限失敗的後果意味著，這場「徵用德國房屋與房地產公司」運動（Deutsche Wohnen & Co Enteignen）只許成功，不准失敗。

居住是人權

徵用以及公有化，也許聽起來有點兒像幾百年前出現過的一個懷舊、烏托邦式的要求，但對柏林來說，卻恰巧是很純正的實用主義。租屋者運動最新的巧妙點子是：根據《基本法》第十五條，地產與地皮都可以因為公有化之目的而轉為公共財產。活動分子以這個法律為基礎，要求市政府用實惠的價格，把已經以「一顆蘋果和一個雞蛋」笑死人的低價賣給私人不動產集團、共計二十四萬間的房子，悉數再買回來，以便重新使其受到民主政體的控制。幾千位活動分子正在用他們布置成黃紫色的活動攤位，經營出當前的柏林城市景觀。他們在這裡收集簽名，以便透過公投強行徵用 – 意思是說，柏林住房公有化應該有希望成為事實。現在，他們已經獲得了不同的公會、移民團體、青少年組織的支持，也獲得了「周五護未來」（Fridays for Future）支持，理由為：如果這些房子屬於社會所有，我們輕而易舉便能將之打造成節能環保住屋。
 
這項城市倡議的多元性尤其凸顯了一個事實，這塊土地上介於所謂的身分和階級政策之間虛構的矛盾，也就是諸多社會問題，錯得有多離譜：在這個房屋問題上，酷兒—女性主義者以及工廠工人無疑完全可以站在同一條陣線上。於是，示威遊行時高舉用英文書寫的大型橫幅標語，是這麼說的：酷兒與性工作者反對中產階級化：性工作是工作，當房東可不是。」柏林人就是這個調調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