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1 月,數百名自稱 JAnon(「匿名者Q」QAnon的日本分支)的支持者走上東京街頭,表達對唐納.川普「選舉操控」言論的支持(共同通信社,2020;《每日新聞》日本版,2021)。2022 年 4 月,五名 Yamato Q(受匿名者Q啟發的反疫苗團體)成員因涉嫌破壞東京的一間新冠肺炎疫苗接種診所而被捕,其聲稱要「保護孩童免受疫苗傷害」(《讀賣新聞》,2022)。以上事件使一些記者和學者擔憂極端陰謀論傳播,這種現象已從西方蔓延至日本(《每日新聞》日本版,2021;Zimmerman,2020)。
陰謀論在日本並非新興現象,在大眾媒體中常見陰謀論觀點,例如國際知名漫畫《進擊的巨人》和《鋼之鍊金術師》的主要情節就圍繞著社會菁英操縱歷史和技術的陰謀展開(Greene,2022)。但如果摒除流行文化,日本的陰謀論背景及其信眾的特徵仍然鮮為國際社會所知,因為陰謀論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國家,且很多針對日本的研究僅以日文發表。有鑒於此,本文旨在提供一個對現代日本陰謀論的初步概述,首先通過回顧相關文獻分析其背景,而後利用 2023 年的調查數據量化陰謀論信眾的特徵。
排外主義的陰謀論
現代陰謀論在 19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日本開始流行,最著名的或許是奧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宣傳的世界末日論,該邪教團體便是 1995 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元凶,聲稱邪惡的外國勢力正密謀接管日本並奴役其人民(Tsuji,2018)。
日本宗教學暨歷史學家辻隆太朗(Ryutaro Tsuji,2018、2019)和栗田英彦(Hidehiko Kurita,2019、2021)指出,在奧姆真理教吸納此論述之前,排外陰謀論早在1980 年代由革命陰謀論者如太田竜(Ryu Ota)和宇野正美(Masami Uno)首先提出。他們結合西方陰謀論及日本社會中的極左和極右意識形態(如反美主義、超國家主義和修正主義),理論的核心信條便是美國、猶太人、共濟會、光明會到甚至爬蟲人(Reptiloiden)等異端勢力不擇手段,想盡辦法摧毀大和民族和其精神,比如迫使國家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並隨後設置傀儡政府以思想改造日本民眾。
戰後日本主流社會摒棄了超國家主義,故這類陰謀論主要通過書籍、八卦報和漫畫雜誌傳播。因迎合了當時人們對美日同盟中日本屈居被動地位和國內政治腐敗,例如洛克希德事件(Lockheed-Affäre)[1] 的焦慮和無力感,成功吸引了許多人的注意(Greene,2022;Rosenbaum,2020)。
這類排外陰謀論獲其他陰謀論者採用並進一步推廣。隨著時間推移,已演變成一個圍繞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其他邊緣意識形態的既定亞文化,孤立於主流社會之外(Penney,2009;Morris-Suzuki & Rimmer,2007)。
人造地震
另一廣為流傳的排外陰謀論主張日本迄今遭受的重大地震是外國敵對勢力所為(Tsuji,2012;ASIOS & Woolner,2011;Sato,2024)。地震在日本屬常見重大自然災害 [9、16、17],從 1923 年的關東大地震到 2024 年的能登地震,每次強震之後,類似的陰謀論都會重新浮現,聲稱這些是由外國勢力製造的武器改變地質構造而引發的人造地震(Kubota,2024)。其中一個精心編造的論點便聲稱,2011 年的東日本大地震及隨後的福島核電站事故是由美國及其「深層政府」(Deep State)刻意策劃的,目的是削弱並隨後控制日本(Tsuji,2012;ASIOS & Woolner,2011)。
陰謀論在其他危機過後也聲稱揭示重大事件的「隱藏原因」,例如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廣泛流傳的陰謀論宣稱新冠病毒是中國生產的生物武器(日本總務省,2020),而疫苗則是比爾・蓋茲(Bill Gates)的人口減少計劃中的一部分(Yamaguchi & Watanabe,2023)。2022 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後,陰謀論聲稱這是「內部策劃」的行動(Insider Job),與著名的甘迺迪遇刺陰謀論如出一轍(Yamaguchi,2022)。
種族主義陰謀論
除了外國勢力和秘密結社,生活在日本的少數族群也是民族主義和排外陰謀論者的常見目標,特別是在日韓國人(Zainichi)經常淪為偏見的受害者,這與日本帝國歷史遺留的問題相關(Ito,2014)。例如,在日韓國人控制日本政府和大眾媒體,故在日本社會更具特權。儘管這一說法已被揭穿,但許多右翼活動家仍堅信不移(Hata,2022)。
網路時代的陰謀論
自 2000 年代初期印刷媒體衰退以來,許多日本的陰謀論者轉向網路推廣他們的主張,當中最活躍的就數「網路右翼」(Netto-Uyoku)。即極右翼份子在網路上公開發表並積極推廣民族主義和排外言論,包括前述幾類陰謀論,亦以在網上煽動修憲[2],和參拜靖國神社[3] 等有爭議的提議而聞名(Nagayoshi,2021;Niguchi,2019)。
儘管網路右翼的數量估計不足日本網路用戶的 2%,但該國相對不受限制的網路環境(Freedom House,2023),使網路右翼得以在論壇和社群媒體上公開且高調推廣其意識形態(Tsuji,2017;Nagayoshi,2019)。
在十個選定的陰謀論中,宣稱新冠肺炎是一種生物武器以及約翰·F·甘迺迪(JFK)遇刺案陰謀論是最多人相信的,約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是真實的。
山口真一指出,較多人相信的陰謀論之所以流行的原因之一是人們相信自己知道一個他人所不知的「真相」,這可以帶來一種優越感(Yamaguchi,2022)。
若分析帶有排外或種族主義色彩的陰謀論,24.1% 的受訪者在某種程度上相信日本政府和媒體是外國勢力的傀儡(「傀儡政府」);20.4% 的人認為日本是被美國及日本影子政府強迫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二戰」)。儘管認為日本政府由在日韓國人和朝鮮人控制(「朝鮮人」)以及 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是美國及其深層政府所為(「人造地震」)的說法是最不為廣泛接受的,但分別仍有 16.6% 和 14.2% 的受訪者認為這些說法可能有一定的真實性。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儘管匿名者Q相關的陰謀論(「匿名者Q」)曾登上新聞頭條,但在問卷調查中,該陰謀論卻是較少人相信的(14.4%)。
總體結果表明反映辻隆太朗(Ryutaro Tsuji,2012)的觀察結果,現代日本的陰謀論反映了來自左右兩翼政治光譜的意識形態,並且吸引相當一部分的日本民眾。
根據本次研究的結果,相信陰謀論集群與其他集群的區別在於對外國人持有更消極的看法(「種族主義態度」),並且在社群媒體上更為活躍(「社群媒體參與程度」)。此二特徵符合東京大學永吉希久子(Kikuko Nagayoshi)提出的「線上排外主義」(Onrain Haigaishugi-Sha)的描述。永吉希久子指出(2019),這些活躍的網路用戶對外國人(尤其是中國人和韓國人)持消極看法,但與典型的網路右翼不同,他們並不擁護超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秦正樹進一步闡述(2022),這些人自認為只是「普通的日本人」(Futsū No Nihonjin),蔑視政治、與所有政黨和意識形態保持距離,並在日常生活中避免政治討論,但他們更能接受右翼活動家所倡導的陰謀論(Hata,2022)。
最後必須強調,儘管調查數據顯示相信陰謀論和種族主義態度之間存在相關,但這並不意味著相信陰謀論的人就是相信種族主義,反之亦然。這一結論反倒突顯了有必要進一步實證研究相信種族主義陰謀論與相信種族主義之間因果關係,以便更好地理解陰謀論在日本的社會和政治影響。現在日本正處於改革的十字路口,放寬移民政策以緩解人口老化問題,這將是一個特別受關注的議題。
陰謀論在日本並非新興現象,在大眾媒體中常見陰謀論觀點,例如國際知名漫畫《進擊的巨人》和《鋼之鍊金術師》的主要情節就圍繞著社會菁英操縱歷史和技術的陰謀展開(Greene,2022)。但如果摒除流行文化,日本的陰謀論背景及其信眾的特徵仍然鮮為國際社會所知,因為陰謀論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國家,且很多針對日本的研究僅以日文發表。有鑒於此,本文旨在提供一個對現代日本陰謀論的初步概述,首先通過回顧相關文獻分析其背景,而後利用 2023 年的調查數據量化陰謀論信眾的特徵。
現代日本的陰謀論
最近的調查顯示,日本民眾相信陰謀論的現象並不罕見。京都府立大學的秦正樹(Masaki Hata)2021年的研究調查發現,約 25% 的受訪者在某種程度上相信新開發的藥物會在大眾不知情的情況下測試;約 27% 的人認為秘密菁英團體在背後操縱重大全球事件(Hata,2022)。國際大學的山口真一(Shinichi Yamaguchi)和渡邊智曉(Tomoaki Watanabe)則於 2023 年報告中估計,高達 29% 的日本人相信美國由戀童癖團體統治;39% 的人相信 2020 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有幕後黑手操縱(Yamaguchi & Watanabe,2023)。排外主義的陰謀論
現代陰謀論在 19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日本開始流行,最著名的或許是奧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宣傳的世界末日論,該邪教團體便是 1995 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元凶,聲稱邪惡的外國勢力正密謀接管日本並奴役其人民(Tsuji,2018)。
日本宗教學暨歷史學家辻隆太朗(Ryutaro Tsuji,2018、2019)和栗田英彦(Hidehiko Kurita,2019、2021)指出,在奧姆真理教吸納此論述之前,排外陰謀論早在1980 年代由革命陰謀論者如太田竜(Ryu Ota)和宇野正美(Masami Uno)首先提出。他們結合西方陰謀論及日本社會中的極左和極右意識形態(如反美主義、超國家主義和修正主義),理論的核心信條便是美國、猶太人、共濟會、光明會到甚至爬蟲人(Reptiloiden)等異端勢力不擇手段,想盡辦法摧毀大和民族和其精神,比如迫使國家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並隨後設置傀儡政府以思想改造日本民眾。
戰後日本主流社會摒棄了超國家主義,故這類陰謀論主要通過書籍、八卦報和漫畫雜誌傳播。因迎合了當時人們對美日同盟中日本屈居被動地位和國內政治腐敗,例如洛克希德事件(Lockheed-Affäre)[1] 的焦慮和無力感,成功吸引了許多人的注意(Greene,2022;Rosenbaum,2020)。
這類排外陰謀論獲其他陰謀論者採用並進一步推廣。隨著時間推移,已演變成一個圍繞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其他邊緣意識形態的既定亞文化,孤立於主流社會之外(Penney,2009;Morris-Suzuki & Rimmer,2007)。
人造地震
另一廣為流傳的排外陰謀論主張日本迄今遭受的重大地震是外國敵對勢力所為(Tsuji,2012;ASIOS & Woolner,2011;Sato,2024)。地震在日本屬常見重大自然災害 [9、16、17],從 1923 年的關東大地震到 2024 年的能登地震,每次強震之後,類似的陰謀論都會重新浮現,聲稱這些是由外國勢力製造的武器改變地質構造而引發的人造地震(Kubota,2024)。其中一個精心編造的論點便聲稱,2011 年的東日本大地震及隨後的福島核電站事故是由美國及其「深層政府」(Deep State)刻意策劃的,目的是削弱並隨後控制日本(Tsuji,2012;ASIOS & Woolner,2011)。
陰謀論在其他危機過後也聲稱揭示重大事件的「隱藏原因」,例如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廣泛流傳的陰謀論宣稱新冠病毒是中國生產的生物武器(日本總務省,2020),而疫苗則是比爾・蓋茲(Bill Gates)的人口減少計劃中的一部分(Yamaguchi & Watanabe,2023)。2022 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後,陰謀論聲稱這是「內部策劃」的行動(Insider Job),與著名的甘迺迪遇刺陰謀論如出一轍(Yamaguchi,2022)。
種族主義陰謀論
除了外國勢力和秘密結社,生活在日本的少數族群也是民族主義和排外陰謀論者的常見目標,特別是在日韓國人(Zainichi)經常淪為偏見的受害者,這與日本帝國歷史遺留的問題相關(Ito,2014)。例如,在日韓國人控制日本政府和大眾媒體,故在日本社會更具特權。儘管這一說法已被揭穿,但許多右翼活動家仍堅信不移(Hata,2022)。
網路時代的陰謀論
自 2000 年代初期印刷媒體衰退以來,許多日本的陰謀論者轉向網路推廣他們的主張,當中最活躍的就數「網路右翼」(Netto-Uyoku)。即極右翼份子在網路上公開發表並積極推廣民族主義和排外言論,包括前述幾類陰謀論,亦以在網上煽動修憲[2],和參拜靖國神社[3] 等有爭議的提議而聞名(Nagayoshi,2021;Niguchi,2019)。
儘管網路右翼的數量估計不足日本網路用戶的 2%,但該國相對不受限制的網路環境(Freedom House,2023),使網路右翼得以在論壇和社群媒體上公開且高調推廣其意識形態(Tsuji,2017;Nagayoshi,2019)。
日本民眾是否相信這些陰謀論?
總體而言,本調查結果(見圖 A)驗證了先前研究的結果(Hata, 2022;Yamaguchi & Watanabe, 2023),表明相信陰謀論的現象在日本不容忽視。根據陰謀論的不同,14.2% 至 33.3% 的受訪者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相信陰謀論[4]。在十個選定的陰謀論中,宣稱新冠肺炎是一種生物武器以及約翰·F·甘迺迪(JFK)遇刺案陰謀論是最多人相信的,約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是真實的。
山口真一指出,較多人相信的陰謀論之所以流行的原因之一是人們相信自己知道一個他人所不知的「真相」,這可以帶來一種優越感(Yamaguchi,2022)。
總體結果表明反映辻隆太朗(Ryutaro Tsuji,2012)的觀察結果,現代日本的陰謀論反映了來自左右兩翼政治光譜的意識形態,並且吸引相當一部分的日本民眾。
是誰相信陰謀論?
根據山口真一和渡邊智曉的研究結果(2023),具有大學學歷、年齡在50和60歲之間且有強烈政治意識形態的人更容易相信陰謀論,無論政治立場屬左翼還是右翼。然而,本次調查的結果(圖B)卻顯示了不同的趨勢。平均來看,相信陰謀論集群的年齡明顯比其他集群年輕(平均40.9歲),政治意識形態和教育水平與其他集群實際上相似。他們也不具備典型網路右翼的特徵(Nagayoshi,2021) ,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以及對修憲和加強國防的看法與其他集群並無顯著差異。Embedded Code - 1
主要調查發現
總括而言,調查結果顯示約莫有高達 19% 的日本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陰謀論,包括那些帶有排外或種族主義色彩的陰謀論。然而,他們不一定支持這些意識形態。恰恰相反,正如永吉希久子(2019)和秦正樹(2022)所解釋的,日本是一個重視社會和諧的國家,因此日本人傾向在日常生活中避免討論政治觀點,陰謀論可能為某些人提供了一種反映或疏導其個人觀點或偏見的方式。此外,作者參與的最近一項研究也發現,雖然許多日本人並不排斥陰謀論,但他們也不推崇(Cheng et al., 2024)。最後必須強調,儘管調查數據顯示相信陰謀論和種族主義態度之間存在相關,但這並不意味著相信陰謀論的人就是相信種族主義,反之亦然。這一結論反倒突顯了有必要進一步實證研究相信種族主義陰謀論與相信種族主義之間因果關係,以便更好地理解陰謀論在日本的社會和政治影響。現在日本正處於改革的十字路口,放寬移民政策以緩解人口老化問題,這將是一個特別受關注的議題。
研究方法
為了解日本民眾是否相信陰謀論,作者於 2023年3月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5]。受訪者為來自日本全國各地、年齡介於20至 69歲之間的1447名成年人,按年齡、性別和居住地區劃分,構成全國代表性配額樣本。受訪者需在七級量表上(1=完全不相信,7=完全相信)評價其對作者所選陰謀論的相信程度,亦需就自身政治觀點和社群媒體使用回答相關問題。本研究選取的十個陰謀論包括排外和種族主義言論、新冠肺炎、國家領導人遇刺、川普和氣候變遷否認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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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為了識別哪些人相信哪些陰謀論,作者進行了兩步驟聚類分析[6],依據受訪者對所選陰謀論的相信程度,將之分為同質集群。分析結果顯示共可分出四個不同的集群。根據受訪者對各陰謀理論的相信程度,四集群的特徵如下:「不相信」(23.7%):傾向於拒絕所有的陰謀理論,認為所有陰謀論都沒有任何事實依據。
「不關心」(32.7%):不關心陰謀論,他們既不相信,也不完全不相信。
「好奇相信」(24.7%):傾向於不相信大部分的陰謀理論,但較容易接受廣為流傳的陰謀論(如新冠肺炎—生化武器和甘迺迪遇刺)。
「相信」(18.9%):較其他集群更可能相信作者所選定的陰謀論。
為了找出「相信」集群的特徵,作者使用單向方差分析[7]比較該集群與其他集群的個人觀點和社會人口背景,比較參數包括年齡、教育程度、性別、政治立場[8]、政府信任程度[9]、社群媒體參與程度[10]、種族主義態度[11],以及對修改憲法的意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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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1 年,美國洛克希德公司陷入嚴重的財務困境,故開始撥出 2,400 萬美元作為賄款以贏得外國訂單的政策。[......] 日本時任首相田中角榮據稱收受了 5 億日圓的賄款,以確保全日空(All Nippon Airways)購買洛克希德飛機。田中角榮最終於 1983 年遭判處四年監禁,但仍是日本政壇上有影響力的人物。該醜聞凸顯了日本政界普遍存在的貪腐現象。[......]」[Oxford Reference,第 1 段]
[2] 具體而言,應依照前首相安倍晉三的提議,修改日本憲法第9條(禁止擁有軍隊),並重新檢視自衛隊的法律地位和定義。(《每日新聞》(Mainichi Japan),2017)
[3] 「靖國神社供奉著 250 萬名戰死的軍人及軍屬,其中包括 14 名被盟軍法庭判定為甲級戰犯的日本戰時領導人。它被中國、韓國和其他國家視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和期間侵略的象徵。」[路透社(Reuters),2022,第 2 段;原文為英語]
[4] 依照七級量表,受訪者選擇了「5」(有點相信)、「6」(相信)和「7」(完全相信)。
[5] 此調查獲得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補助金的支持[項目編號 22K13552]。
[6] 聚類分析(Cluster Analysis): 亦稱集群分析,為一種探索性統計方法,常用於揭示人口中基於特定變數的自然集群 [30]。本研究使用赤池資訊量準則(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
[7] 單向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一種常用的統計方法,利用成對比較來檢驗兩個或多個獨立集群的平均值是否有統計上的差異 [31]。
[8] 以受訪者自我認定的政治立場衡量(1 = 保守, 5 = 進步)。
[9] 以受訪者對政府的信任程度衡量(1 = 強烈不信任, 4 = 強烈信任)。
[10] 根據受訪者在社群媒體平台上表達意見的頻率衡量(1 = 從不, 5 = 幾乎每天)。
[11] 以 Nicholas A. R. Fraser 和村上剛(Murakami)的現代種族主義量表的日文修訂版衡量(1 = 低,7 = 高)[32]。
[12] 以受訪者對修改日本憲法和強化國防的意見衡量(1 = 強烈支持,5 = 強烈反對)。
[2] 具體而言,應依照前首相安倍晉三的提議,修改日本憲法第9條(禁止擁有軍隊),並重新檢視自衛隊的法律地位和定義。(《每日新聞》(Mainichi Japan),2017)
[3] 「靖國神社供奉著 250 萬名戰死的軍人及軍屬,其中包括 14 名被盟軍法庭判定為甲級戰犯的日本戰時領導人。它被中國、韓國和其他國家視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和期間侵略的象徵。」[路透社(Reuters),2022,第 2 段;原文為英語]
[4] 依照七級量表,受訪者選擇了「5」(有點相信)、「6」(相信)和「7」(完全相信)。
[5] 此調查獲得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補助金的支持[項目編號 22K13552]。
[6] 聚類分析(Cluster Analysis): 亦稱集群分析,為一種探索性統計方法,常用於揭示人口中基於特定變數的自然集群 [30]。本研究使用赤池資訊量準則(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
[7] 單向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一種常用的統計方法,利用成對比較來檢驗兩個或多個獨立集群的平均值是否有統計上的差異 [31]。
[8] 以受訪者自我認定的政治立場衡量(1 = 保守, 5 = 進步)。
[9] 以受訪者對政府的信任程度衡量(1 = 強烈不信任, 4 = 強烈信任)。
[10] 根據受訪者在社群媒體平台上表達意見的頻率衡量(1 = 從不, 5 = 幾乎每天)。
[11] 以 Nicholas A. R. Fraser 和村上剛(Murakami)的現代種族主義量表的日文修訂版衡量(1 = 低,7 = 高)[32]。
[12] 以受訪者對修改日本憲法和強化國防的意見衡量(1 = 強烈支持,5 = 強烈反對)。
作者簡介
John W. Cheng
日本津田塾大學文學院跨文化交流副教授,早稻田大學國際研究博士畢業。研究興趣為資訊通信技術(ICT)及媒體對社會造成的影響,當前研究項目聚焦於後疫情時代的資訊挑戰,研究成果獲得許多學術期刊發表,包括《健康傳播Health Communication》、《電信政策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電信與資訊學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和《亞洲社會心理學期刊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等。他也是 IEEE(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T(國際工程技術學會)、ITS (電信科學研究院)和 JSICR (日本情報通信學會)的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