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兒的藝術形式書寫
關於我深為男同性戀感受的筆記
作者: 威廉・強森
首先,我要說,我的美學是男同性戀的美學。
我十歲的時候,迷美國肥皂劇到了不可自拔的程度 – 一般的青少年電視連續劇我都不愛,我完全被小城市的特技表演以及《杏林春暖》(General Hospital )、《朝代》(Dynasty)之類的影集給迷倒了。當《難逃調查女王法眼》(Königin über alles, soweit das Auge reicht) -- Alexis Carrington Colby(《朝代》劇中女主角的姓名)因為深陷單相思苦海,不慎從橋上墜落時,她的痛苦我感同身受。
當那對模範戀人踏上逃亡之旅,Luke Spencer與Laura Webber(二者皆為《杏林春暖》角色)在商店打烊後,在購物商場享受浪漫約會時,我完全沉湎於羅曼蒂克的快樂幸福之中。當Steven Carrington(《朝代》角色)把家人聚在一起,就他的性取向進行一場歷史性的討論時,我找到了一個超級同伴。劇情片、誇張的情緒爆發、淫穢、幾乎瀕臨瘋狂的極端認真,這些全都是男同性戀的刻板跡象,同時也是我十歲那年綻放的多愁善感特質。
為什麼會有這些跡象?為什麼有一部分同性戀社團渴望並且創製這些旗幟鮮明的工藝品?我想,所有這些東西都源於渴望,欲求塑造了我們的世界觀。即使在我小時候,我的種種渴念也擁有獨一無二、高度集中的情感焦點。我希望被愛!我希望被理解!我希望隆重登場!我希望坐在自己的房間裡苦思冥想!我在流行文化中尋找跡象,想找出所有這些東西背後的意涵。就像Alexis, Steven, Luke以及Laura(皆為前述兩部影集中的角色)讓我體會到的悲喜交加的感受,以及我那讓我暈頭轉向的古怪熱情。
「此外,這種特殊的男同性戀方式看似植基於一種特殊的酷兒(古怪)的感受方式。這種古怪的感受方式 – 這種古怪的性格 – 通過一種非常獨特、另類的方式表達出來,以便理解文化客體(電影、歌曲、服裝、書籍以及藝術作品),以及一般的文化形式(藝術與建築,歌劇和音樂劇,流行音樂及迪斯可,風格與時尚,情感和語言)。男同性戀運用了一種非常特別的吸收、重新詮釋以及再利用大眾文化的方式進行文化實踐。」
《如何當男同志》(How To Be Gay),大衛・哈爾珀林 撰寫
科學家暨作家大衛・哈爾珀林(David Halperin,1952年生,美國密西根大學英語系教授)在他的著作《如何當男同志》(How to Be Gay)中,對這種非常特殊的男同性戀感性進行了廣泛的分析;用酷兒文化來運用異性戀文化,從內向外翻轉,以及這種秉性如何能在不否認痛苦的情況下,卻能減輕痛苦的方式。我對哈爾珀林的觀點唯有一點不同,他認為學習價值判斷的方式,是從一個同性戀男人遺傳給另一個男人。然而,沒有人教我熱愛觀賞「朝代」影集,或者喜愛黛安娜・羅絲(Diana Ross, 1944年生,美國歌手暨演員)與莉兒・金(Lil Kim,1974年生,美國說唱歌手)我內心的渴望尋找著這類的故事,我難以置信但又千真萬確,真的是「天生如此」。年紀漸長後,我察覺到這種美學標誌強而有力。只要校準正確,這些由不同品味組裝而成的獨特積累,可以成為強大的圖騰,甚至建立起燈塔:以精準的男同志聲音表情達意的男同性戀藝術。曼努埃爾・普伊格(Manuel Puig,1932-1990,阿根廷小說家)、Edmund White(1940年生,美國小說家)、Essex Hemphill(1957-1995,美國公開出櫃之詩人暨同志運動活躍分子)、Marlon Riggs(1957-1994,美國導演、詩人暨同志運動活躍分子)、雷納多・阿里納斯(Reinaldo Arenas,1943-1990,古巴詩人、劇作家),安迪・沃荷(1928-1987,美國藝術家,視覺藝術運動普普藝術開路先鋒之一)以及小約翰・華特斯(John Waters,1946年生,美國導演,以拍攝造反邪典電影聞名)為我只點了迷津,男同志的美學經常創作出鼓舞人心、令人不安又偉大的藝術。
高中畢業前一年我分配到一份很有創意的作業,老師要我們班上的同學透過文學或者表演的方式,重新詮釋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1819-1891,美國小說家)的《白鯨記》。
我把朋友們都找來,一起製作了一齣滑稽的廣播劇,劇名叫做《愛之船上的白鯨》(Moby Dick on The Love Boat )。
在這齣戲劇中,這頭憂鬱的白色抹香鯨(莫比)在有代表性的郵輪太平洋公主號訂了一間艙房,莫比剛結束與一位名叫亞柏、近乎瘋狂的捕鯨人失敗的戀情,心情正逐漸恢復;莫比之所以訂下這趟郵輪之旅,是因為想要好好的安靜一陣子,從充滿激情、同時也問題叢生的關係中休養生息。
這頭鯨魚哀怨地說:「我們來自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真是糟透了......」
對莫比來說,很不幸的是,亞伯不也訂了同一艘郵輪上的艙房。最後,這兩人在前往阿卡普科休息室的途中意外相逢,爆發了一場劇烈的爭吵。他倆為天生慾望之本質以及強烈、羅曼蒂克愛情之破壞性而爭論不休,到最後爭吵演變為暴力相向,怒火中燒的莫比用力衝撞輪船,船和所有的乘客因此都沉沒了。
這項作業我得了一個B-。
迪斯可舞廳的旋轉木馬 | 照片(剪輯): Pixabay © Pexels 二零一七年三月「新文學節」(Neue Literatur)邀請我主持一場以當代德國酷兒文學為主題的講座,標題為「沉默就是暴力」的小組把好幾位德語以及英語作家聚集在一塊,每位作家的作品中都有一位德國酷兒人物。
討論一開始,我就嘗試縮小酷兒文學的範圍,我們確實置身於政治與文化的緊繃時刻並且因此聚在一起,但我首先想要知道,我們究竟如何定義我們這個酷兒文學小組?是否通過一定的感性、題旨,或者截然不同的東西來定義?
我問了所有的與會者:「你們認為有一個類似男同性戀美學的東西嗎?」大家異口同聲回答:「沒有」。
小組裡的作家們都說,他們首先是作家,其他所有的東西,包括他們的性取向,皆為其次。
當下我心裡很清楚,小組裡沒有人像我一樣熱愛《朝代》影集。
是不是有些東西會在文化翻譯(轉化)的過程中遺失了?難道我的男同性戀想像經驗無法轉化為當前的德文術語?難道這些講者不希望坐在他們的房間裡苦思冥想?
這場新文學節的講座是我的一段重要回憶,原來(西方的)男同性戀情感美學並非放諸四海皆準,並不是每個男同志都可以從他感受的極端程度來定義。是的,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都足以形塑出某種感性。但是,也許這種感性根本已不再是男同性戀藝術背後的那股驅動力,又或者,也許德國藝術家也正在嘗試跨越這種刻板印象的界線?
我是一個刻板印象,一個結合了多數的刻板印象。我不認為我準備好了要放它走。
酷兒的美國概念為,從刻板印象中汲取力量,喚醒這股力量,加以改造並且把稻草變為黃金。仔細觀察的話,不難看出這已經與美國雄辯術中的自我意識密切連結起來了。
接下來呢?若不以男同性戀的感性為寫作軸心,男同志書寫會是甚麼樣子呢?我決定閱讀出席講座的德國作家們的翻譯版本,都是些抒情意味濃郁且認真完成的作品,充滿了前瞻性的敘述張力,精心刻畫的人物個性妙不可言。這些都是手法純熟,非常高明的文本,至於混亂的情感,只是整體架構中的一個副產品。假使我們愈來愈融入社會,我們就不再需要我們那個深入肌理的男同志「方言」了。
但是......但是...... 說不定我的心會繼續存活呢!多虧了網路,這暗地裡的享受得以持續燃燒。孩子們將拯救我們(我),最近我在社群媒體上找到一組由千禧年世代建立並管理的帳號,這些帳號專門研究男同性戀的藝術,沒有甚麼曾經真正的死去。
我曾經把雪莉・霍恩(Shirley Horn,1934-2005,美國爵士歌手暨鋼琴家)的幾首情歌混搭錄在一張卡帶上,寄給一個沒有回應我愛慕的人,我把這些組曲稱為Horn of Plenty 。我非常喜歡雪莉・霍恩,她的歌若非扣人心弦的嚴肅,就是被視為悲慘的諷刺,端視氣氛而定;而我的心境愈來愈兼而有之了。
我有我的那一份
我喝夠了
即使我很滿意
我依舊感到飢餓
去瞧瞧山丘後是否有另外一條路
然後全部重來一遍
— 出自雪莉・霍恩的Here's to Life(生命之源)
心之所向,欲之所望。我的渴望在平鍋裡油煎,我就是我:一個年方四十五,喜歡音樂劇、普魯斯特、爵士樂以及迪斯可的老男同性戀。我的同性戀感受滲透一切,從現在開始不再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