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胡根迪克撰寫的《時代》書評
爆炸的神經細胞
湯瑪斯·梅勒在《背向世界》一書中講述了他的躁鬱症，小說描述了他破碎的生活，讀起來讓人精疲力竭，是一部文學巨著。
人們很少帶著複雜的羞恥感去閱讀一本書。人們為自己內心的分裂感到羞恥，因為他們覺得自己被打倒在地，被踩在腳下，毛骨悚然又樂此不疲。人們為自己的偷窺欲感到羞恥，又突然感覺自己在上演情緒的主角和煽動情感的節目策劃，不斷地問身邊的所有人過得怎麼樣。人們感到羞恥，還因為他們確定這本書是一部文學巨著，但是可能這根本不是此書的本意，小說可能只是一次自我探索，但不論如何這都是一個悲劇性的真實故事，只屬於作者一人，與讀者無關，也不需要評論家的喝彩。
本書作者是湯瑪斯·梅勒，書名叫做《背向世界》，講述的是一種讀者大概永遠無法完全體會的嚴重衝突和羞恥。這是生於1975年的作者的一部躁鬱症編年史，分為三個躁狂-抑鬱的部分。它講述了人類本有的脆弱，講述了一個人怎樣變得行屍走肉，講述了稍縱即逝的幸福和經久不息的痛苦，講述了“腦子燒壞了的小丑”的歲月──每天像是磨砂玻璃外所見的，每週都仿佛迷宮一般。更糟的是：他就是那個小丑，卻又不是。
這又是一場疾病，這場大病讓梅勒突然有一天就失去了自控能力。他是天賦甚高的獎學金得主，天才作家，著有《病人》（Sickster）和《囊腫》（Raumforderung）等作品，在「哈瑞寶平民窟」度過了滿是煤味的童年歲月，他大腦裡的神經細胞爆炸，自視淪為「世界精神的犧牲品」。他在百貨商場裡突然想買個棒球球棒到柏林市中心去打砸（不過他最後只買了個籃球），他在火車上砸碎窗玻璃，因為他無法承受自己和世界之間的永不停歇的衝突，又在自戀的喜悅中相信已故的文學大師們就站在自己面前。
Berghain夜店裡的畢卡索
他在酒館裡看到福柯，在伍珀塔爾火車站的麥當勞看到湯瑪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有天晚上在Berghain夜店碰上了他深惡痛絕的畢卡索，往對方的褲子上倒了一杯紅酒。他相信他曾經和麥當娜做愛，相信比約克在旁邊的酒吧裡只為他一人唱歌。“我是一部笨拙又傲慢的悲劇”，梅勒寫道。在狂躁和精神異常期間，他面向世界的自我開始膨脹，一切都和他有關，以至於他相信“屋頂上的麻雀的確嘰嘰喳喳地叫著我們的名字”。符號的陰謀：街上川流不息的面孔、網上的文章、新聞、格哈特·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的演說、“9/11”事件、甚至死了的獨裁者——一切都在對他說話，在嘲笑他，一切都是傳遞給他的資訊，為他而生。世界是由震撼性的符號合成的恐怖保證，同時又是仿佛只是為他而建的迪士尼樂園。
梅勒寫到，白晝與黑夜就這樣模糊了界限：奔跑、盜竊、叫喊、咆哮。電視總是開著。他終於進了精神病院，身處自封為“德國國王”和“墮落天使”的人中間，身處一個由目光構成，沒有符號的監獄之中。在那裡，梅勒學生時代學到的任何用諷刺構成的鐵甲和文化理論都幫不到他。在這裡，福柯、德里達，還有哪怕書中反復提到的特倫特·雷澤諾（Trent Reznor）的音樂都幫不了他。在梅勒眼裡，唯一的康復希望就是“流逝的時間”，隨著時間的流逝，他逐漸瞭解到自己身體中肆虐著一場“毀滅性的戰爭”。兩個怪獸的戰爭：狂躁和抑鬱。
接下來是住院、出院、“讓人變胖的藥片”、各種人名：想要留下的人，還有很多再次離去的人。梅勒有次坐在與世隔絕的黑暗中流覽自殺論壇，尋找合適的自殺方式。他很想“離開，但不能搞砸”。他在廁所裡把頭伸進繩圈，想著斯坦姆海姆（Stammheim）和紅軍派（RAF），腦子裡還播放著Abba樂隊的《Fernando》。他體驗瀕死狀態，希望脖子上的痕跡後來不會被治療師看出來。
“脫靶的扭曲”
這種令人備受折磨的自我發掘和見證，讀來也令人備受折磨，也是因為湯瑪斯對病症的描述高度凝練並帶有強烈的自我認識，他稱之為“失敗的成長小說”。他的瘋狂，他的“脫靶的扭曲”在書中從來都不是預言性的、撫慰靈魂的昇華。這本書如此誠懇，如此殘酷，以至於作者與病痛進行的徒勞的抗爭並沒有被表現為英雄的壯舉，也沒有將沉重的生活進行悲慘的、神秘化的加工，而是將它表述為醜惡而孤獨的事件。這本書的極端性和對自己的強硬態度並不是文學上的作態。
梅勒描寫了他在街頭、夜晚、劇院排練、《文化晨間播報》節目和精神病院集體房間裡度過的時而窮困潦倒並成了“笑柄”的破碎日子，句中不僅滿是瘡疤，還常常赤嘴獠牙。他對九十年代的描寫，“臉上閃著放射性光線”的MTV主持人，讓人難以忍受的超市，還有柏林醉酒之人空洞的眼神，都具有德語文學中極為少見的解析銳度。《背向世界》從某種程度上也呈現了九十年代末和千禧年伊始時柏林的浮光掠影。
世界的官僚語言
梅勒描寫他的狂躁期，將語言擴張到了自我認知的極限，試圖重構他的“感官狂熱”和躁狂留下來的記憶漏洞。而本書從這種意義上也可理解為作為記憶的寫作。不過這不是打敗過去性的自傳，而是與作者已經遺忘——這種病帶來的諷刺性的恩惠——而如今不願再遺忘的時光所產生共鳴的寫作。他的語言是暴怒的、受傷的，是惡毒的、易怒的、高漲的，而因此也高度自製。而且人們可以感受到，他的語言似乎是由一種不安所承載著，試圖在文字和修辭中找到立足點，這種不安不僅要將病痛暫時拒之門外，而且也在尋求某種持久的事物，某種在下一秒就能在他腦中爆發的混沌中仍然可以持續有效的事物。
此外，這本書中還有很多不那麼強大的句子，不足以強大到讓自己抗拒孤獨、悲傷、疲憊和破壞性的憤怒：「我坐在那裡，是一個物體。我不再屬於人類，而是成了沒有生命的物體。」在第三次發病臨近尾聲的時候，他沒有住處，沒有銀行帳戶，被債務和檔所包圍，成為了世界和官僚檔所糾纏地物件，他的語言聽起來就像理智對瘋癲所說的一段刺耳的獨白：延期付款的申請、提供服務的合同、案例管理報告、救助申請、費用承擔表格。